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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那时，贵族仍然保留了一些法庭（权力有限），作为对他们最终丧失财产权的补偿。
在这种面对面的熟人社会中，一个人的声誉，包括社会的、道德的和经济的声誉，是他或她的“信誉”
。
被纳入一个贵族的麾下并不是失败的标志，因为贵族应该保护和提升他们的走卒：贵族越强大，附庸就越富有，反之亦然。
地主独立行动的能力因贵族身份的义务而受到严格限制：有时，贵族可能是他们佃户的工具，而不是相反。
在亚当·斯密教会人们区分经济效用和个人情感之前，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一直认为经济是极富人格化的——几乎是道德化的。
只是从18世纪中期开始，非人格化的市场力量在调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才逐渐发挥作用。
这就形成了“阶级社会”
，这一概念在德国思想家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中为人熟知。
一种源于工人生活经历（比如煤矿开采或工厂劳动）的共享群体意识，以不同的方式在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表达自我，比如在工会、出版、教育方面，他们还寻求代表权。
19世纪和20世纪的阶级社会中，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往往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偶尔还会起冲突，代表工人劳动者的工党的成立就是例证。
在此之前，社会由土地贵族主宰，苏格兰土地贵族的数量和英格兰一样多，但英格兰的居民数量是苏格兰的五倍。
20世纪之前很难低估贵族的重要性：相对于社会服务而言，他们肯定是自私、贪婪、吝啬的，但出于责任感以及自利意识，在王权衰弱的时候，贵族维护了社会和政府的运行；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由有着明确原则和激进意图的人所发起的运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宗教改革和苏格兰革命；贵族是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中坚力量。
当然，有钱有势的人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个性特征的最大印迹。
焰火般绚丽的蒙特罗斯侯爵詹姆斯·格雷姆，或许在战争中站错了队伍（他站在保皇党一边，但仍然光彩炫目），他在1650年惨淡地死去，但比起他那些盟约的对手，他的生命更绚丽多彩。
“绚丽多彩”
可以成为很多事情的借口，但贵族支配的社会，尤其是对乡村社会的支配，却有巨大的社会代价。
大多数在土地上劳作的人都没有土地。
“土地租约”
，尤其是宗教改革前后教会土地的租约，有助于创造一个较小的土地占有者阶层，或“庄园拥有者”
（贵族）阶层，这一阶层在经济上相当于英格兰的约曼不动产保有者（虽然数量不多），在社会上接近士绅。
然而，1830年的苏格兰有7500名地主，到19世纪70年代，1500名地主拥有90%的土地。
土地租约通常都是短期的，佃农很容易就被赶出他们的土地，却得不到任何租金。
佃农以下，是无数比佃农还低下、生活在黑暗阴影中的乡村无产者，或者说“茅舍农”
，他们构成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的生活更不稳定。
让苏格兰人如此适应国外并被其同化（因而往往在种族上毫无痕迹地淹没于白人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在国内就非常适应不确定、变化和迁徙的境况。
最著名的1381年英格兰农民大起义，在苏格兰没有发生同样的事情，因为从14世纪中期开始，奴役关系就从苏格兰消失了；重赋或常规税收，因所有社会阶层都不喜欢而被免除了；而且，苏格兰贵族对农民的经济控制和社会控制比英格兰强得多。
苏格兰具有流动性和韧性的乡村社会，解释了为什么18、19世纪会轻易发生那些重大变化。
到19世纪20年代，低地社会的地主、佃农、无地劳动者之间已形成两极分化，大多数佃农以下的人以及众多小佃农都从土地上被轰走。
在洛锡安，劳工大多是已婚男子，报酬主要是实物。
苏格兰的其他地方（像东北部），小农场主和单个的仆人（住在屋内或屋外的“茅舍”
或“宿舍”
），他们的劳动在英格兰都是由雇用的日工所做的。
额外的劳动需求由妇女儿童以及来自高地的季节性流动工人（因低地需要耕种）来满足。
结构性的依附解释了苏格兰为何没有发生类似1830年英格兰南部“斯温船长暴动”
的事件。
19世纪无处安身的苏格兰农民可以选择受雇于城市或海外，而在乡村，地主的权力仍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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