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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6世纪，“帝国”
对英格兰人而言意味着统治不列颠（以及最好还有法兰西），尽管在独立战争后，英格兰的攻击更多是惩罚或先发制人地威胁苏格兰，而不是尝试真正地征服这个国家。
从詹姆斯三世开始，苏格兰君主也明确主张扩大和巩固帝国。
其中一个含义便是要面对他们的殖民问题，他们运用策略、宣传、武力来同化、平息以及“开化”
讲盖尔语的氏族社会；1609年颁布的《爱奥纳法令》把这个社会污名化为“野蛮和不文明”
。
只有在18世纪，“不列颠帝国”
在意识形态上被重新定义，它强调这不是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的统治，而是有共享计划或共享的公共财富，然而，这种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坚持不懈的高地“文明化”
计划实现的。
苏格兰人自己在巴拿马建造海外帝国的计划崩溃之后，急切地参与到不列颠的世界帝国中，并陶醉于它获得的利益。
18世纪中期，他们获得了格林纳达和牙买加的大片土地。
18世纪末印度九分之一的公务员和三分之一的军官是苏格兰人。
鼓舞人心的赞歌《统治吧，不列颠尼亚》由盎格鲁-苏格兰人詹姆斯·汤姆逊创作于1740年。
1914年，不列颠帝国囊括了四分之一的人类，那一年，年轻的苏格兰人集结在一起反抗德国，捍卫帝国（27%的成年男人参加了战斗，10万人再也没有回来）；如果没有帝国，苏格兰19世纪工商业上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和不列颠的罗马人一样，帝国带给国外土著居民的影响有好有坏。
积极的一面包括交流、行政和政府结构、正式的法典、教育以及（可以说）英语语言本身。
更多消极的方面，包括饥荒、苛税、谎言、掠夺、土地劫掠、鸦片贸易，这些都不可能被忘记，尤其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
所有类型的殖民主义为了适应殖民者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需求，改变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这些扭曲的结构今天仍然能感受得到。
种族屠杀、酷刑、性羞辱都是英帝国统治的工具。
对牙买加奴隶起义的惩罚是“用弯曲的棍子把他们的四肢钉在地上，然后用火慢慢从脚烧到手，渐渐烧到脑袋，用这样的方式，奴隶是最痛苦的”
。
苏格兰人不受现代政治正确概念的束缚，他们机智多变，运用各种手段获得商业利益，包括与奥克尼的男人和加拿大哈得孙湾的土著女人“联姻”
。
苏格兰特有的宗教和政治观念在缓和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最终鼓励退出帝国所发挥的部分作用，并不能掩盖殖民主义更黑暗的一面。
现代的评论者可能对帝国时代感到局促不安，即便那时不列颠仍然与美国致力于后帝国计划。
现在几乎没人会称赞20世纪初约翰·布坎夸张的崇武精神、帝国主义的奇闻漫谈，现代读者会认为那些特征在政治上错得离谱。
然而，即便深受后殖民罪恶的困扰，也很难不尊重离开苏格兰海岸线的那些人乐观、进取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很多人可能盼望回家，19世纪末三分之一的移民的确回家了，但超过一半的帝国移民死于暴力冲突或死于疾病——18世纪的加勒比和印度在任何时候都特别不健康。
我们也不能忽视苏格兰人对自己在国内外的作用所产生的那份紧张的自豪感：帝国的学校教育表明苏格兰是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维多利亚时代的格拉斯哥鼓吹自己是“帝国的第二大城市”
。
像1883年创建于格拉斯哥的基督少年军这样的志愿团体，推动了基督教的价值观并歌颂帝国的成就。
苏格兰海外军团的自豪感既扩大了君主和崇武精神的联系，也是身份认同的重要内容。
移民与文化多元性
几个世纪以来，苏格兰一直都是人口的净输出国，移民只能通过有限的内向移动来平衡，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东欧、荷兰、英格兰和法国的大量移民。
19世纪以前，所有的移民都是小规模的，爱尔兰人是第一批重要的移民：1871年，苏格兰人口的十五分之一是爱尔兰裔；1901年则有十分之一，他们主要出现在大格拉斯哥、爱丁堡和邓迪。
一些移民是乌尔斯特的新教徒，但大多数人是爱尔兰天主教徒，他们没有融入当地，而是生活在某些特定（贫穷）的城市区域，几乎很少和当地苏格兰人通婚，他们的种族、宗教和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拥护都令当地人反感。
自宗教改革以来，教派主义此起彼伏，其巅峰出现在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现在正在消退，表面上似乎局限在格拉斯哥流浪者足球俱乐部（自1899年这支球队迁到艾布洛克斯起，其成员都是新教徒）和凯尔特足球俱乐部（历史上其成员都是天主教徒）的派系之争。
在那个时代，基于恐惧和厌恶，双方都是强大凶险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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