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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疾痛郁逆,将必速去之为快,而何能忍于时刻乎?”
(《答南元善书》)克己本是一件极难的事,然而“见得良知亲切时,其工夫又自太难”
(《与黄宗贤书》)。
所谓见得亲切的,是见个什么?就是见出那物我为一痛痒相关的本体。
这些话骤听着像是大言欺人,其实只是人生习见的事。
例如慈母对于她的乳儿,青年男女对于他们的恋人,那种痛痒一体的意思何等亲切。
几曾见有对于自己的恋人而肯耍手段、玩把戏,牺牲对方的利益,以谋自利者?假使有这种念头偶然涌起,一定自己觉得有伤害爱情神圣的本体,立刻感到深切的苦痛,像目中尘、耳中楔一般,必拭去、拔去而后为快,是不是呢?但这种境界,在一般人只有慈母对乳儿、恋人对恋人才能发现。
若大圣大贤,把天下国家看成他的乳儿,把一切人类看成他的恋人,其痛痒一体之不能自已,又何足怪?阳明以为,人类的本性原是如此,所有“间形骸而分尔我”
者,都不过良知受蔽隔而失其作用。
“致”
的工夫,只是把良知麻木过去的那部分打些药针,令其恢复原状。
一旦恢复之后,物我一体的感觉自然十分灵敏,哪里容得纤毫间隔,下手工夫又何难之有呢?所以《大学》说:“如恶恶臭,如好好色。”
而阳明亦最喜引以为喻。
他说:“从未见有过,好色的人要人强逼着才肯去好的。”
(约《传习录》语)又说:“好色之人,未尝有痛于困忘者,只是一真切耳。”
(《答周道通书》)由此观之,在致良知这个口号底下所用克己工夫,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了。
良知本体与功利主义之分别,《孟子》说得最明白:“凡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乍见的恻隐,便是良知本体。
纳交、要誉、恶其声等等杂念,便是得丧毁誉关系,便是功利。
致良知工夫,最要紧是“非所以什么,非所以什么”
。
换句话说,一切行为,都是目的,不是手段。
阳明说:
君子之学,求尽吾心焉尔。
故其事亲也,求尽吾心之孝,而非以为孝也;事君也,求尽吾心之忠,而非以为忠也。
是故夙兴夜寐,非以为勤也;剸繁理剧,非以为能也;嫉邪祛蠹,非以为刚也;规切谏诤,非以为直也;临难思议,非以为节也。
吾心有不尽焉,是谓自欺其心;心尽而后,吾之心始自以为快也。
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贵贫贱、忧戚患难之来,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
苟富贵贫贱、忧戚患难而莫非吾致知求快之地,则亦宁有所谓富贵贫贱、忧戚患难者足以动其中哉!
世之人徒见君子之于富贵贫贱、忧戚患难无入而不自得也,而皆以为独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
(《题梦槎奇游诗卷》)
这段话是“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
那几句的详注。
问,为什么要恶恶臭?为什么要好好色?谁也不能说出理由来。
只是生理作用,非好好恶恶不能满足罢了。
人生数十寒暑,勤勤恳恳乃至忍艰难、冒危险去做自己良心上认为应做的事。
问,为什么?什么都不为。
再问,只能答道为良心上的安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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