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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处理次序上应“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
具体而言，奕訢和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重臣的主张基本一致，他们认为，“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
，而“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
从中可以看出，此时清廷高层已基本达成共识，即“自强”
首先是强军。
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时，曾考察湘军水师的舰船与洋人的炮舰。
有一天，他登上一艘长约二丈八九尺的大船，这艘船开起来速度并不快，但船上见不到船公的身影，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黄鹄”
号。
这是中国第一艘自制的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
设计者徐寿、华蘅芳告诉曾国藩，这是仿照英国人的炮舰制造的，只是没有像洋人那样安装舰炮，也不是全铁甲，航速也不及英国舰船。
曾国藩很感慨，一台机器竟能代替十几个橹手，而且船行速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心中“徐图自强”
的想法愈加强烈。
当然，也有一些朝臣反对兴办洋务。
他们认为，照猫画虎很难画出虎的风貌和气质，学洋人的一点皮毛于事无补，于国无益。
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初五至次年正月二十一日，议政王奕訢连续呈上三份奏折，都得到两宫太后特别是慈禧的首肯。
但朝廷里一批反对学习西方的保守大臣对奕訢的奏折进行了抨击，由此引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论。
争论从正月二十九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上奏发端，张盛藻指责奕訢是在提倡“重名利而轻气节”
，学习“机巧之事”
。
奏折呈上去后，慈禧认为这是冥顽不灵之辞，授意内阁拟旨驳斥。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到二月十五日，德高望重的保守派领袖倭仁出场了。
倭仁上奏折反对开设天文算学馆，他说国家的昌盛在于世道民心，而不在于各种各样的技术。
他把争论的重要性归结到“何以立国”
上，得出的结论是以清朝之大、人口之多，必定有精于天文数学的人，何必向外国人学。
他担心清朝在向外国学习时“变夏为夷”
，甚至认为中华民族有亡国灭种的危险。
表面尊崇祖制的慈禧对倭仁的奏折很不以为然。
同治六年（1867）三月初二，奕訢向朝廷上奏折重申招收科甲正途出身的人学习天文算学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倭仁既然不认可这件事，想必有更好的办法，希望能够追随倭仁。
三月初八，倭仁绕过奕訢的反击，提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
，不必师事“夷人”
以授人权柄，意在单靠自身使中国自强起来。
三月二十九日，奕訢再上奏折，表示兴办洋务的结果确实很难预料，接着话锋一转，要求倭仁保举几个人才，择地另开一个馆，由倭仁督导以观其效。
慈禧接受了奕訢的建议，而倭仁不得不上折承认，他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举荐，不敢妄保。
作为朝廷的最高实际决策者，慈禧的态度令人有些费解，因为这一年她和奕訢之间已开始暗中的权力斗争，而倭仁是支持太后的。
那么，在这场争论中，慈禧为什么不偏向倭仁呢？事实上，慈禧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皇权的统治和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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