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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它是光明的、快乐的、色彩斑斓的,不希望它是晦暗的、郁闷的、委琐的。
据说美国每人平均耗费的热能是中国人的三十倍,换句话说,他们的平均物质生活水平是我们的三十倍。
但是,我并不太看重这个——他们每天吃的东西不可能是我们的三十倍,他们的床也不可能比我们的大三十倍——人的物质需求相差不大,满足了基本需要之外的供给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更有意义的倒是精神的享受:感人至深的情感,清澈有力的思想,所有的虚构之美——音乐、美术、戏剧以至优雅的生活。
深夜的机场有一种轻轻柔柔的背景音乐,这在我前三十年的经历中是从未遇到过的,带点异国情调,给刚刚离乡一日的我带来一丝淡淡的乡愁。
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1987:出版《社会研究方法》
《社会研究方法》是我的一本译著,是我在美国读书时本科生的社会学方法教科书。
我翻译的这本书出版时被收入当时很有名的一套丛书——《走向未来丛书》。
当时的图书出版业正盛行各种各样的丛书,大多都是西方各个主要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重要著作。
社会研究方法是我在美国学习时喜欢的课程。
在我对社会学研究这条路跃跃欲试时,方法就是我的脚,没有脚路就没法走。
虽然我的程度只有中学数学,但是社会统计学的运用不是不可以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
小波是正经学过大学数学的人,他告诉我,他佩服的一位数学老师说过,十个学数学的人中只有一个人能学统计学,而十个学统计学的人中只有一个人能学懂统计学,可见统计学之难。
对于我这个中学程度的统计学学生来说,要想真正学懂统计学,当得李白的一句诗: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我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持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之后,学会使用那些统计软件,并且学会如何解释统计软件做出的结果。
对于我的译笔,我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记得某次开会碰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大学老师,他对我说,这本书译得真好。
我听了倒并没有特别沾沾自喜,因为当时译书的人好多根本不会英文,中文也一塌糊涂,所以别人说我译得好,很可能就是指:一,我确实看懂原文了;二,我的中文通顺。
比起那些根本没有看懂原文和中文病句连篇的译文,也许我这样的就算好的了。
因此,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远远不能给我带来什么成就感。
1988年:回国
1988年,我们面临回国与否的抉择。
我们的家庭从1980年结婚时起就一直是“两人世界”
(我们是自愿不育者),所以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就仅仅是我们两个人今后生活方式的选择,剔除了一切其他因素。
这个选择并不容易,我们反复讨论,权衡利弊,以便做出理性的选择,免得后悔。
当时考虑的几个主要方面是:
第一,我是搞社会学研究的,我真正关心和感兴趣的是中国社会,研究起来会有更大的乐趣。
美国的社会并不能真正引起我的兴趣,硬要去研究它也不是不可以,但热情就低了许多。
小波是写小说的,要用母语,而脱离开他所要描写的社会和文化,必定会有一种“拔根”
的感觉,对写作产生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
第二,我们两人对物质生活质量要求都不太高。
如果比较中美的生活质量,美国当然要好得多,但是仅从吃穿住用的质量看,两边相差并不太大,最大的遗憾是文化娱乐方面差别较大。
我们在美国有线电视中每晚可以看两部电影,还可以到商店去租大量的录像带,而回国就丧失了这种娱乐。
我们只好自我安慰道:娱乐的**少些,可以多做些事,也未尝不是好事。
第三,我们担心在美国要为生计奔忙,回国这个问题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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