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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要花精力在生计上，那就不能保证他一定能做他真正想做的事，也就是说，他就不是一个自由人。
在中国，我们的相对社会地位会高于在美国，而最宝贵的是，我们可以自由地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这对于我来说就是搞社会学研究，对于小波来说就是写小说。
除了这两件事，任何其他的工作都难免会为我们带来异化的感觉。
回国后到小波去世，有九年时间，我们俩从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
在这段时间，除了我们俩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之外，我陆续出版了《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等七八本专著和译著；小波则经历了他短暂的生命中最丰盛的创作期，他不仅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时代三部曲”
（《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成为唯一一位两次获联合报系中篇小说大奖的大陆作家，而且写出了大量的杂文随笔，以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在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
他生前创作的唯一一个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得了阿根廷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并成为1997年戛纳电影节入围作品，使小波成为在国际电影节上为中国拿到最佳编剧奖的第一人。
回国后最好的感觉当然还是回家的感觉。
在美国，国家是人家的国家，文化是人家的文化，喜怒哀乐好像都和自己隔了一层。
美国人当老大当惯了，对别的民族和别的国家难免缺乏兴趣，我在社会学系当助教的时候，有的美国大学生竟然能够问出中国大陆面积大还是台湾面积大这样无知的问题。
回国后，国家是自己的国家，文化是自己的文化，做起事来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在中国，有些事让人看了欢欣鼓舞，也有些事让人看了着急生气，但是无论是高兴还是着急都是由衷的，像自己的家事一样切近，没有了在国外隔靴搔痒的感觉。
尤其是小波那些年间在报纸杂志上写的文章，有人看了击节赞赏，有人看了气急败坏，这种反应能给一位作者带来的快乐是难以形容的。
小波是个有大智慧的人。
他为之开过专栏的《三联生活周刊》的负责人朱伟先生说，人们还远未认识到小波作品的文化意义。
小波的文章中有一种传统写作中十分罕见的自由度，看了没有紧张感，反而有一种飞翔的感觉。
他的反讽风格实在是大手笔，而且是从骨子里出来的，同他的个性、生活经历连在一起，不是别人想学就能学得来的。
小波去世后，他开过专栏的《南方周末》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对不能再读到他的文章扼腕叹息。
甚至有读者为最后看他一眼，从广州专程坐火车赶到北京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
看到有这么多朋友和知音真正喜欢他的作品，我想小波的在天之灵应当是快乐的。
1989年：北京大学社会学所
我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随即回国。
因为当时北京大学要设博士后流动站，而找到当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又愿意回国的人的概率并不是太高，于是他们就找到了我。
当时，由于费孝通在北京大学，由他出面，北京大学才能够成立当时国内的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流动站，而我有幸成为它的第一个博士后。
虽说我的导师就是费孝通本人，但是，由于他牌子太大，工作太忙，我并不能像一般的学生那样经常接触到他，只是他到所里见研究生时，才得以顺便一见。
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件事。
有一次，费老到所里约见研究生时讲到，社会学要“出故事”
。
我当时正越来越偏向于定性研究，所以听得特别受用。
记得他说，人生和社会就是一个大舞台，人们在这舞台上上演悲欢离合、死死生生的话剧，我们社会学就是要讲人们的故事，要出故事。
我理解费老的意思是说，社会学不应当只出统计数字，只搞大规模的定量调查，还要关注活生生的人间戏剧，要搞定性研究，这样才能出故事。
第二件事是费老当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朋友帕克的女儿丽莎来中国，费老让我帮他一个忙：把他的学生沈关宝的一篇博士论文翻译给她听。
我还记得那篇博士论文中有一个细节，讲到“大跃进”
的时候，农民为了积肥，要把“牵脚泥”
——就是农村住房堂屋地下的泥——收集起来做肥料用。
还有一个惊人的情节，就是当时人们积肥，怕人的粪便太生会伤庄稼，沤肥时间又来不及，就让各家各户用大锅把屎煮熟再上到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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