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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发掘探沟与探方的展开，殷墟的神秘面纱才被一层层揭开。
从1932年秋到1934年春，由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郭宝钧等学者，在殷墟进行了第七、八、九次发掘，这时考古学家的目光转向洹河北岸侯家庄的西北岗，终于在这一带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王陵区，而商王陵之所在从未见诸记载。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于抗战前发掘安阳殷墟王陵区M1002大墓形制（台湾“中研院”
史语所提供）
1934年秋到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发掘对已发现的王陵迹象紧追不舍，继续扩大战果。
这时胸有成竹的考古学家们已经不再是局部的试探，而是拥有了大面积揭露的胆魄，每天用工有500多人。
他们一连发掘了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围的1200多座小墓和祭祀坑。
这些大墓规模宏伟，虽经盗掘，但丰富的出土文物仍举世震惊。
殷墟王陵区M1004大墓出土的鹿鼎与牛鼎（台湾“中研院”
史语所提供）
1936年，继考古学家郭宝钧主持的第十三次发掘之后，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四次发掘在寻求甲骨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著名的编号为127号的商代灰坑中，共发现带字甲骨17096片，其中有300多片是未破损的整版甲骨。
这一重大发现令学者们欣喜若狂，不仅因为发现的带字甲骨数量惊人，更重要的在于整版甲骨往往刻有多组卜辞，这对研究各组卜辞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甲骨出于同一坑中，说明相互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比起零星出土的传世甲骨残片，在学术价值上显然更高一筹。
1937年春，考古学家石璋如主持了殷墟的第十五次发掘。
到夏季，抗日战争爆发，殷墟发掘至此停止。
上述15次发掘共获得甲骨24，794片，虽然数量仍然和殷墟发掘前期流散于社会的不能匹敌，但由于是科学发掘所获，与前者相比就具有大不相同的价值。
安阳殷墟所经历的10个年头的发掘，完全是由中国考古学家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的。
当时社会环境极不安定，土匪肆虐横行，发掘工作时常需要武装士兵的保护。
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殷墟发掘仍然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果，中国古史上伟大的商代文明由此显耀于世，并为世人所广泛瞩目。
殷墟王陵区文物遗址分布图（台湾“中研院”
史语所提供）
殷墟前15次发掘的资料于1949年大都运到了台湾，从此殷墟的资料和研究人员天各一方，难以团聚。
后来在台湾的资料由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主持整理，先后出版了《小屯》《侯家庄》等多卷本考古报告集。
从1950年开始，殷墟重新恢复了系统的科学发掘，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主持发掘了王陵区内著名的武官村大墓。
随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安阳建立了考古工作站。
在30平方千米的殷墟保护区范围内，田野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一直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每隔几年，就会有新的成果出现。
殷墟从发掘之初，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商代社会的存在和文化的高度繁盛。
诚如李济所言：“随着安阳发现的公开，那些疑古派们也就不再发表某些最激烈的胡话了……安阳发掘的结果，使这一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对大量的早期文献，特别是对司马迁《史记》中资料的高度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在满怀热情和坚毅勇敢地从事任何这样一种研究工作之前，恢复这种对历史古籍的信心是必需的。”
或许，正是怀有这样一种信心，商代前期的都城才能又一次浮出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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