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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他对考古发掘尚是外行，没有区分地层的知识，只是挖东西而已。
后来，他参加了当时在中国文物考古界颇为著名的第一届考古人员训练班，郭沫若、郑振铎、夏鼐、王冶秋、裴文中、贾兰坡等著名学者都亲自为他们授课。
当时的安金槐除了刻苦好学外，又系统地学习过历史，同时还有一点治淮工地板桥水库的发掘实践，很快就成为学员中的佼佼者。
当1952年10月训练班结束室内学习后，开赴郑州二里岗发掘商代遗址时，安金槐便是其中的一员。
当然，这时的安金槐只是一名普通的实习学员，他事业的辉煌以及他的成名还要在几年之后。
安金槐在工作室对郑州商城出土器物进行比较研究
由安金槐率领的文物工作组，通过1953年至1954年对郑州二里岗一带商代遗址的发掘，根据出土的主要陶器形制特征，清楚地判断出郑州二里岗的商代陶器稍早于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
为了便于把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与安阳殷墟商代晚期遗址进行区别，考古人员即把郑州商代遗址的时代以最早发现地与发掘地的二里岗命名为“郑州商代二里岗期”
，并依据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的上下地层叠压关系和上下层内包含主要陶器特征的明显变化，在时代上又将其区分为上、下两大层，即“商代二里岗期下层”
和“商代二里岗期上层”
两期，从而使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遗址成为衡量商代前期文化的一把标尺，并为此后在全国各地商代考古学所应用。
郑州市在新中国成立前原是一个普通的旧城所在地，即郑县，城市规模很小，没有人想到它竟会是历史上的帝都。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河南省省会由开封迁往郑州，加之京广和陇海两大铁路干线在这里交会，郑州市的城市建设规模日益扩大。
随着郑州市城市基本建设的相继展开，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任务也日渐加大。
为适应工作的需要，1954年，省文管会决定，将郑州市文物工作组扩大为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第一队，由安金槐任第一队业务副队长，继续主持郑州商代遗址的考古调查、保护与发掘工作。
1954年至1955年春，文物工作队在郑州旧城内外相继发现了大面积的商代二里岗期遗址，并有一部分相当于夏代或商代前期偏早阶段的郑州洛达庙类型遗址（相当于后来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
）和相当于安阳殷墟商代晚期的郑州商代人民公园期遗址。
通过发掘，弄清了三者的早晚层次相叠压的地层关系，从而为证明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遗址早于安阳殷墟商代晚期遗址，而又略晚于洛达庙文化遗址提供了地层学依据。
与此同时，在郑州商代遗址中，还相继发现了商代二里岗期的铸造青铜器、烧制陶器和制作骨器的各种作坊遗址。
从遗址出土的陶制品种来看，这两处铸铜作坊之间似乎已有所分工。
此外，还出土了一片类似安阳殷墟甲骨文的所谓“习刻文字”
。
这些商代二里岗期遗迹与遗物的发现，为研究郑州商代遗址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955年，一场政治审干运动把时任文物工作队副队长的安金槐拉下了马。
他出身不是贫农，又当过一段时期的“南逃学生”
，这些“罪状”
使他被迫停职，每天所做的就是政治学习、反省、向组织做检讨，他的政治和学术生涯陷入了低谷。
也就在这年秋天，郑州市城市建设局在郑州商代遗址东北部的白家庄一带挖掘壕沟、铺设地下排水管道工程中，发现了一片坚硬的夯土层和许多陶片。
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第一队得知后，因无人可派，便让正在向组织上写检讨书的安金槐暂时前往进行考古调查，想不到这一查又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郑州花园新村T3内商代夯土墙基夯层及夯窝
在人类没有发明烧制砖瓦之前，中国建筑的基本方法是夯土，亦称“版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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