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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的回填土，也以夯砸实。
所以，有经验的考古人员凡一见夯土，就知道不是夯土墙或夯土台基，就是墓葬了。
至于陶片，则是历史的脚印，有了它们，考古学家们就可以依据其器形、纹饰等种种工艺特点，把大约一万年以来的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区分开来，并确认某一文化层属于哪一历史时期。
所以，当安金槐看到夯土、陶片后，就地开挖了10平方米的探沟，以考察遗址的布局。
出乎意料的是，只见层层坚硬的夯土、清晰的夯窝，却未见夯土的边缘。
为查清情况，安金槐又向东、西、南、北四面开出了探沟，并在南边找到了夯土的尽头，但东、西、北三面的夯土仍然不见边缘。
这时，却发现了一座商代前期的小墓压在夯土层上。
通过发掘，在小墓中出土了许多商代二里岗期的陶器、骨器、石器等遗物。
由此可见，这里发现的夯土时代不会晚于商代二里岗期。
从夯土层内包含的陶片等遗物来看，没有发现比商代二里岗期时代再晚的遗物。
以此证明，这里发现的夯土层应是属于商代二里岗期的。
郑州商城石板水池及遗迹平面分布图（黄河医院段，局部）
这一商代夯土层的发现，引起了文物工作队的高度重视。
这大片夯土层是做什么用的？专家们曾做过数次推论，开始认为这一夯土遗存有可能是一座商代大墓坑中填打的夯土，因为在安阳殷墟的商代晚期大墓中就曾发现填打的夯土，并且在郑州已发掘的商代随葬有铜器的墓中也曾发现填打的夯土，以此推论，这一带发现的商代夯土有可能就是一座商代二里岗期的大墓。
为了寻找商代大墓内填打夯土的分布范围，文物工作队的考古人员开始根据商代夯土的边沿继续向夯土周围进行地下考古钻探。
通过钻探得知，这一商代夯土层，其南、北都已到了夯土边沿，宽20多米；而夯土层的东、西两侧则一直延伸着，始终找不到边缘。
继续钻探至1955年冬，已钻探出商代夯土东西长100多米，其东、西两端仍继续在延伸着。
这时，安金槐与他的同事才意识到这里发现的延续如此之长的商代夯土，已不可能是商代大墓中填打的夯土了。
那么这里的夯土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当时安金槐与他的同事根据已发现的商代夯土东、西延伸的情况，并结合夯土附近的地理环境——南侧是一片地势较高的地带，北侧则是一片比较平坦而低洼的地带，该低洼地带向北延伸20余公里，直至黄河南岸——推测，这条夯土堆积层有可能是为了防止北面黄河泛滥而作为防护堤使用的。
为了继续了解所谓“商代夯土堤坝”
的东西延续情况，从1956年春开始，安金槐等人继续进行地下考古钻探调查。
通过近半年的追踪钻探，他们惊奇地发现，这里的商代夯土东端在向东延伸到白家庄之后，又拐角向南延伸，直到和郑州旧城的东城墙下面叠压的商代夯土相接；当商代夯土延伸到郑州旧城东南角下部时，则又向西拐，和郑州旧城南墙下面的商代夯土相重叠。
而在白家庄西已发现的商代夯土层西端，又发现商代夯土穿过金水洞继续向西延伸，经杜岭村北又拐角向南伸展，直到和郑州旧城的西城墙下相叠压的商代夯土层相接连。
当商代夯土继续向南延伸到郑州旧城的西南城角下面时，则又向东拐，也和郑州旧城的南城墙下面相叠压的商代夯土相连。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安金槐与他的同事们才恍然大悟：在郑州发现的由商代夯土层构成的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1700米、略呈南北纵长方形的夯土遗址，原来是一座古老的城垣！
为了进一步证明郑州商代夯土城垣的地层叠压关系，安金槐等人在对商代夯土城墙钻探的基础上，于1956年秋，又在四面城墙上选择适当地段的各两三条探沟进行发掘。
通过发掘获知，郑州商代夯土城垣时代的上限，也不会晚于商代二里岗期。
从钻探的整个情况看，郑州商代夯土城垣遗址围郑州一圈，全长6960米，包含范围比郑州旧城还大三分之一。
这个发现立即引起了国内考古界的高度重视，因为它是当时中国考古工作中发现的最早的一座商代城垣遗址。
由于已被国内外考古界与历史界所公认为商代晚期都城遗址的安阳殷墟一直没有发现夯土城垣遗址，这次突然在比安阳殷墟还要早的郑州商代前期的遗址中发现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商代夯土城垣遗址，让人感到大为惊讶的同时，也为之大惑不解。
于是，学术界特别是考古界对郑州商代夯土城垣到底是不是商城的问题引爆了一场大争论，而主流观点则是持否定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河南省文物队不敢以集体的名义提出商城的定论性意见向权威和主流观点挑战，只有安金槐在反复斟酌后，以个人的名义写了论文《试论郑州商城遗址——隞都》寄往北京，但北京的文博刊物鉴于各种不同意见，迟迟不敢刊发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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