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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到郑州视察工作，听了安金槐关于商城的汇报后反问道：“你到底拿准拿不准？”
安金槐果断地说：“作为商城没问题，我拿得准。”
王冶秋点了点头，表示默认了这个结论。
在王冶秋的关照下，1961年，安金槐的论文终于在《文物》月刊上得以发表，但紧接着又是一连串的反击和争论。
就在这个争论尚无结果之时，“**”
爆发，争论双方一同被打翻在地，在知识分子各自性命难保、生死未卜的境况下，谁也不再管有城还是无城了。
直到1972年政治形势稍有好转，安金槐根据王冶秋的指示，对郑州商代夯土城垣遗址的东、西、南三面城墙进一步开挖探沟解剖发掘，并邀请有关考古专家到郑州商城遗址现场考古勘察和论证，加上后来《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的发表，才使郑州商城遗址逐步被国内外文物考古界所公认，并成为中国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之一。
郑州商城宫殿平面图（上）和复原图（下）
郑州商城水井示意图
当郑州商城被发现和证实之后，以安金槐为首的河南省文物队考古人员，才联想起既然郑州商代遗址中部有规模如此之大的一座商城遗址，那么城内也应该有商代奴隶主贵族的宫殿建筑区或宫殿基址等遗迹。
于是，从1973年春季起，他们开始在商城内进行全面的考古钻探调查与试掘，以寻找商代宫殿建筑基址。
在考古钻探调查中，考古人员于商城内东北部一带发现了地下埋藏有商代二里岗期的宫殿夯土基址的迹象。
通过两年多的地下考古钻探与试掘，在这东西长800余米、南北宽500余米、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较普遍地发现了范围大小不同的商代夯土基址建筑遗存。
稍后，在配合郑州商城内东北部基建工程的考古发掘中，又发掘出许多座商代二里岗期的大型宫殿夯土基址。
如在商代宫殿区内偏西部发掘出的一处保存较完好的商代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东西长约65米（东端尚未到头），南北宽13.6米，夯土基址下面的基础槽深约1米。
在夯土基础面上的靠近南、北两边沿处，各有一排东西成行和南北相应的柱础槽坑。
经科学计算，这应是一座东西长60余米、南北宽约13米，竖有南北两排木立柱的大型宫殿建筑夯土基址。
郑州商城窖藏出土的青铜鼎（左）和青铜鬲（右）
类似的宫殿建筑夯土基址，在商代宫殿区内陆续钻探发现和发掘数十处，特别是在宫殿区周围已发现有部分宫城夯土基址和水管道设施。
因此考古人员认为，在郑州商代城内东北部所发现的商代夯土基址的密集分布区，应是商代二里岗期奴隶主贵族的宫殿区或宫城区遗存。
除此之外，在郑州商城内外的发掘中，还发掘出一部分商代祭祀场地和祭祀后的窖藏礼器坑，并在窖藏坑内出土了许多珍贵的青铜礼器。
通过这些考古发掘获知，郑州商代遗址应是一处商代前期的重要城址。
鉴于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遗址的规模宏大，各种遗迹与遗物的内涵丰富，多数学者认为，郑州商城遗址有可能是商代前期的一座都城遗址。
至于是商代前期的哪座都城遗址，在考古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以安金槐为代表的考古学家认为是商代中期“帝中丁迁于隞（或嚣）”
的隞都遗址，而以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为代表的考古学家则认为是商代第一个王“商汤建都于亳”
的亳都遗址。
但无论争论双方孰是孰非，就郑州商城的发现而言，无疑是新中国考古工作中最重大的发现之一。
由于这个发现第一次找到了盘庚迁殷之前的商代都邑，填补了商代中期文化的历史空白，为早商文化和夏文化的探索开拓了视野和思路，也为后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诚如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唐兰所言：“它的发现的重要意义，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来打开研究商代前期以及夏王朝历史文化的大门，开拓了我们的眼界。
在这个意义上，它比安阳殷墟的发现是更上一层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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