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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邹衡等人的推断，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于1980年秋对天马—曲村遗址正式发掘。
此后每隔一年发掘一次，至1990年，共进行了七次大规模的发掘，除揭露了大面积的周代居址外，还发掘葬有青铜礼器或者陶容器的墓葬近五百座，共出土青铜礼器一百多件，有铭文者数十件。
其中有一件西周中期的铜盉，上有“晋中违父作旅盉，其万年永宝”
铭文。
由此，邹衡认为，天马—曲村遗址确凿无疑是晋遗址。
同时他结合西周早期一座墓中出土的一件上有“围乍新邑旅彝”
的铜觯铭文和遗址附近尧都村残存的“尧裔子□□”
清代碑文等遗物遗迹推断：“天马—曲村遗址极有可能就是姬叔虞的始封地——唐。”
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出土的附耳铜鼎
天马—曲村遗址规模宏大，包括墓地在内，总面积几达郑州商代遗址或殷墟遗址的一半，相当于西安沣西、沣东两遗址的总和，超过北京琉璃河燕国遗址两倍以上，是已发现的最大的西周遗址。
就考古学文化分期而言，邹衡等考古人员将天马—曲村遗址分为五个大的阶段：
晋侯墓地出土的附耳铜鼎线描图
晋侯墓地出土的陶鬲线描图
晋侯墓地出土的早商文化期陶器线描图
第一阶段：仰韶文化中晚期；
第二阶段：龙山文化早期；
第三阶段：二里头文化晚期；
第四阶段：西周早期至东汉晚期；
第五阶段：金、元、明时期。
从以上五个阶段的分期来看，第三阶段的二里头文化后来被证明是夏文化，夏文化之后接着就是周文化，那么在第三和第四阶段之间隔着整个商文化，既然没有商代的文化遗迹体现，这就为后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难得而特殊的条件。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在“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
这个课题中，专门设置了“天马—曲村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
这一专题，并由刘绪具体负责研究。
刘绪，1949年生于山西省广灵县，1975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到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工作。
1980年再次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在邹衡教授的指导下攻读硕士研究生。
198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在读书和当教员期间，曾随北大考古系师生数次参加了天马—曲村遗址的发掘和研究。
后晋升为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主要从事商周考古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按照刘绪的解释：夏商周断代工程之所以设置这一专题，除了天马—曲村遗址像琉璃河、丰镐等西周遗址那样，有比较完整、全面的可供14C测年的系统样品外，它本身的文化从西周早期一直到春秋初年都是连续发展的，特别是发掘的几百座中、小型墓葬，其含碳标本极其丰富，西周早、中、晚各期一应俱全，这就为14C测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包括天马—曲村遗址在内的晋西南，经过几十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至今未发现商代特别是商代晚期的遗存，而西周早期的文化却突然冒了出来。
因为没有商代晚期的文化，西周的文化遗存就更容易确定，同时也减少了一个大麻烦，这就是避免了一件器物或一个文化现象出现，有人说是商代晚期，有人说是周代早期的争论。
从考古发掘来看，商代晚期和周代早期的文化遗存不容易分辨，而事实上当西周建立王朝之后，不可能将殷人全部杀光，只要人活着，原有的文化就不可能马上消失，必然沿着惯性延续一段时间。
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阶段，要准确地划分哪是商代晚期哪是周代早期是相当困难的，如同二里头遗址文化的划分一样，不经过几十年争论是没有结果的。
但天马—曲村遗址的特殊性就在于，只要出现器物，一看便知是夏代还是周代的，同时也不存在先周文化的麻烦。
至于出现的文化面貌是周代哪一个时期的，可以参照出土的各种器物和现象进行研究、讨论、印证，但必须首先排除商末和先周的干扰，这便是天马—曲村遗址的独特之处。
在北大读书时的刘绪（后左一）跟随教授邹衡（前左一），与山西考古研究所张颔（前左二）等在黄河沿边津渡一带考古调查
既然天马—曲村遗址最早的西周文化很容易辨别，那么这种文化就应该接近晋国也就是唐的始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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