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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接近了唐的始封年代，那距武王伐纣这一历史事件就应该接近或相隔不远了。
又因天马—曲村遗址是离周朝的首都丰镐最近的一个封国都邑，它的文化面貌跟丰镐遗址的文化就更容易接近。
事实上，从两地的考古发掘来看，所出的器物等文化遗存也是相同的。
这样就有了更进一步的意义，即天马—曲村遗址的文化可牵涉和限制武王克商这一历史事件的定年，也就是说天马—曲村遗址中最早的西周文化，用14C测年所得的数据，不能早于武王克商年，如果早于“工程”
推算的武王克商年，就证明武王克商年的推算是错误的，因为晋（唐）国是在武王克商、周朝建立之后才就封的。
同理，该遗址最早的西周文化也不能晚于武王克商许多年，至少不能晚于成王在位的年数。
由此，天马—曲村遗址在考古学文化上就将武王克商之年卡在一个有限的时间范围之内了。
这也正是工程要设立“天马—曲村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
专题的目的和意义。
由于刘绪多年来一直参与天马—曲村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对诸方面的情况都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关于天马—曲村遗址的分期部分，由他负责研究。
在接手这一专题后，刘绪会同北京大学考古系徐天进、雷兴山等学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将遗址中的西周遗存分为三期六段，各期、各段的AMS测年数据为：
天马—曲村遗址西周遗存分期及AMS测年数据
续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天马—曲村遗址的14C测年，其中早期一段的中值约在公元前1020—前970年左右。
而此前所述的与武王克商年有关的殷墟和琉璃河遗址14C测年分别为：
殷墟四期：公元前1080—前1040年左右（见前表）；
琉璃河遗址一期一段墓葬：公元前1040—前1006年左右（见前表）。
由于殷墟商文化四期的年代有可能一直延续到西周初年，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认为，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围就应相对提前，定在公元前1050年比较妥当。
因北京琉璃河遗址一期H108灰坑出土有“成周”
字样的甲骨，其年代不会早于成王，由此，其上界可以作为克商年范围的下限。
又该遗址第一期墓葬中最早的年代数据的中值为公元前1020年，因而得出克商年的范围为公元前1050年—前1020年。
由于“工程”
已对殷墟宾组卜辞中五次月食的年代进行认证，并计算出了五次月食的绝对年代，因而工程课题组参照文献所见商代积年和武丁及其后诸王年代的记载，并结合周祭卜辞对商末三王年祀的研究，得出武王克商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050—前1020年之间。
就以上的排比、研究情况可见，沣西遗址分期与14C测年和由殷墟甲骨月食推断的克商年范围，虽是各自独立进行，但都集中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之间。
有了这样两个条件，再结合先秦文献，可使这个论据更加充分。
先秦文献所载西周积年的范围在270年至290年之间。
《左传·宣公三年》：“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周王朝自武王至显王共30世、31王（不计哀王、思王），自周显王三十三年起，六国次第称王，《左传》所载当指是时。
又，显王卒于公元前321年，自此上溯700年，为公元前1020年，再加上定鼎以前的成王、武王之年，则西周总积年约为270年。
再如《孟子·公孙丑下》载，孟子去齐时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
孟子去齐在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则西周始年应为公元前312年上溯700年，当在公元前1020年以上。
又如古本《竹书纪年》载：“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
依次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上推257年，则武王克商当在公元前1027年。
从以上对文献的研究可以看出，所得武王克商年的年代范围和沣西遗址、北京琉璃河遗址、天马—曲村遗址的年代范围基本趋同，从而对以往武王克商年研究中的长年说可以排除，并将范围从原来的112年缩短到30年之内。
也就是说，真正的武王克商之年就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这30年之间的某一年。
那么，武王克商这一历史事件究竟发生于哪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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