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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解”
等有分寸感的提法。
只有这样，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对范毓周教授的意见，一直从事国外古文明研究的刘健博士表示赞同，她除向与会学者介绍了国外年代学研究及年表处理的情况外，同时提出，国外古文明年代学的研究，依据材料的多少而对具体年代做不同的判断是一种常规。
如两河流域的年代学研究中，关于公元前1000年的年代，由于天文记录、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的有关记录相互吻合，因此，绝对年代就得以明确。
而对公元前2000年的年代，由于材料较为缺乏，就只能提出框架。
至于公元前3000年的年代，由于城邦林立，很多年表不统一，考古材料又太少，因此，相关的年表只能冠以“大约”
字样。
再如，对同一考古材料提出不同见解，也是正常现象。
正因为如此，国外古文明年代学的研究者在处理一些具体年代时，往往采用上限、中限、下限，或早期、中期、晚期等体系，而且这种体系又往往以学术专著或学术论文的形式发布。
刘健认为，以上两点，值得“工程”
参考和借鉴。
参加这次学术成果大检阅的近六十位考古学家，由于人数众多，在宽大的会议室里，讨论极其热烈，有的发言慷慨激昂，有的意见幽默风趣，有的学者与学者之间因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看法而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如在谈到有关夏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的关系问题时，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安志敏和来自武汉大学历史系的杨宝成教授，相继发表了如下类似的观点：河南龙山文化和夏文化在考古学上应该是两个文化，两者的文化面貌有很大的区别，这是很多在河南工作过的同志比较一致的看法。
如果把它们看成是一个文化，如何解释文化上的这种突变呢？因此，不能仅仅根据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年代和二里头一期的年代接近，就把它们看成是同一个文化的早晚阶段，这在考古学上是不好处理的。
上述观点遭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长期主持二里头遗址发掘工作的赵芝荃的反驳，赵芝荃说，“工程”
将夏文化的上限提到河南龙山文化晚段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河南龙山文化和夏文化虽然是两个文化，但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这个观点“工程”
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要因为有些不同意见就发生动摇。
来自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许顺湛认为二里头文化不能代表整个夏文化，早期夏文化要到河南龙山晚期去寻找，但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有若干个类型，如王湾类型、煤山类型等，这些类型和二里头文化之间都有断茬，因此“工程”
需要慎重考虑。
同时，针对“工程”
把登封王城岗遗址看成是禹都阳城的观点，许顺湛表示不敢苟同，其原因是王城岗遗址的规模太小，总共才一万平方米左右，有人戏称为“羊圈”
，同时期的龙山城比它大得多。
前些时候在河南密县发现了一个古城堡有十六七万平方米，城墙有几米高，且这个城堡保存得很好。
如果王城岗是所谓禹所居的阳城，令人产生疑问的是，为什么禹不在大的城堡里去统治别人，而是跑到一个被戏称“羊圈”
的地方去呢？所以，“工程”
需对这个问题慎重考虑。
针对许顺湛的质疑，来自北京大学的部分学者反驳道：“王城岗遗址在同时代出现的城堡中的确不能算大，但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这正是先秦古籍中‘禹居阳城’的所在地，而且恰恰就在其东不远处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阳城城址。
过去安金槐先生首倡王城岗龙山城堡‘禹都阳城’说，不少人以该城面积太小、时代过早而加以否定。
不过细细研究有关文献记载，说的都是‘禹居阳城’‘禹都阳城’，禹避商均于阳城，还没有一处是说‘禹筑阳城’。
因此我们不能排除禹受舜禅之前阳城已经存在的可能。
如果允许做这种推测，那么将王城岗古城使用期的晚期遗存作为最早的夏文化，便不无道理。”
针对《简稿》提到的“当前学术界主要有郑州商城亳都说、隞都说、偃师商城西亳说和二里头遗址西亳说”
，以及“工程”
认为“郑州商城即成汤始居之亳的说法最具说服力”
和“偃师商城最有可能为汤都西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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