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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不明白，几乎所有的忠臣都如诸葛亮那样希望君王“亲贤臣远小人”
，但几乎所有的君王都离不开小人，喜欢用小人。
犯颜直谏的政治品德是超地域、超时代的，是一种可以继承的政治文明。
时间过了近千年，到了1959年庐山发生了一场中共高层领导的争论，当然有对形势和方针方面的认识问题，但也有传统的君臣政治理念和道德、人格上的问题。
彭德怀当然是那个事件的一个主角，但在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身上却更集中地体现出这种矛盾冲突，而别有一种悲剧色彩。
田的身份有点类似范仲淹初入朝在秘阁的工作，是最高领袖的身边人。
他虽对毛主席敬之如父，但在外地调查回来却如实反映了毛不愿意听的情况，7月23日那天他在庐山上听了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讲话，更是忧从心底生，既为他所敬重的领袖犯错误遗憾，又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
他和几个朋友来到山顶的一个亭子里，俯瞰山下万里山河，更加心事沉沉。
有人说这空空的亭柱上怎么没有对联，田即张口愤然吟道：“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其忧国、忧民又忧君的矛盾和痛苦可见一斑。
后来他在“文革”
中自杀明志。
于此例我们也可以看出忧君思想在中国政治长河中的影响。
三、忧政
忠臣总是一片忠心，借君之力为国家办大事；奸臣总是耍尽手段投君所好，为君办私事。
范仲淹一生心忧天下，总是在和政治腐败，特别是吏治腐败做斗争，并进行了中国封建社会成熟期的第一场大改革——“庆历新政”
。
一个政权的腐败总是先从吏治腐败开始。
当一个新政权诞生后，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干部。
通常，官位成了胜利者的最高回报，和掌权者对亲信、子女的最好赏赐。
官吏既是这个政权的代表和既得利益者，也就成了最易被腐蚀的对象和最不情愿改革的阶层。
只有其中的少数清醒者，能抛却个人利益，看到历史规律而想到改革。
1035年，范仲淹因知苏州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任尚书礼部员外郎，知京城开封府。
他已两次遭贬，这次能够回京，在一般人定要接受教训慎言敏行，明哲保身。
但这却让范仲淹更深刻地看到国家的政治危机，他又浑身热血沸腾，要指陈时弊了。
这次，范仲淹没有像前两次那样挑“君”
的毛病，他这次主要针对的是干部制度问题，也就是由尽“谏官”
之责，转而要尽“台官”
之责了。
这次，许多正直有为的臣子也都被划入范党，分别发配到边远僻地。
朝中已彻底没有人再敢就干部问题说三道四了。
范仲淹离京，几乎没有人再敢为他送行。
只有一个叫王质的人扶病载酒而来，他举杯道：“范君坚守自己的立场，此行比之前两次更加光彩！”
范笑道：“我已经前后‘三光’了。
你看，来送行人也越来越少。
下次如再送我，请准备一只整羊，祭祀我吧。”
他坚守自己的信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虽三次被贬而不改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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