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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读这篇《条陈》，仍能感受到范仲淹那深深的忧国忧民之心和急切的除弊救政之志。
《条陈》的第二条是抑制大官子弟世袭为官。
就是说不能靠出身好当官。
现在朝中的大官每年都可自荐子弟当官，“每岁奏荐，积成冗官”
，甚至有“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
。
大官子弟“充塞铨曹（官署），与孤寒争路”
。
范仲淹是“孤寒”
出身，深深痛恨这种排斥人才的门阀观念和世袭制度。
《条陈》的第三条是贡举选人；第四条是选好的地方官，“一方舒惨，百姓休戚，实系此人”
；第五条是公田养廉；十条倒有五条有关吏治；后面还有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等。
我们听着这些连珠炮似的言词和条分缕析般的陈述，仿佛看到了一个痛心疾首、泪流满面的臣子，上忧其君，下忧其民，恨不得国家一夜之间扭转乾坤，来一个河清海晏，政通人和。
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
干部制度向来是政权的核心问题。
治国先治吏，历来的政治改革都把吏治作为重点。
不管是忧君、忧国、忧民，最后总要落实在“忧政”
上，即谁来施政，怎样施政。
“庆历新政”
的改革之初，仁宗皇帝对范仲淹还是很信任的，改革的决心也很大。
仁宗甚至让他搬到自己的殿旁办公。
范仲淹派许多按察使到地方考察官员的政绩，调查材料一到，他就从官名册上勾掉一批赃官，仁宗即刻批准，这是一段君臣难得的合作蜜月。
有人劝道：“你这一勾，就有一家人要哭！”
范说：“一家人哭总比一州县的百姓哭好吧。”
短短几个月，朝廷上下风气为之一新。
贪官收敛，行政效率提高。
但是，由于新政首先对腐败的干部制度开刀，先得罪朝中的既得利益者，必然会有强大的阻力。
他的朋友欧阳修就最担心这一点，专门向仁宗上书，希望能放心用范仲淹，并能保护他，不要听信谗言，“凡小人怨怒，仲淹当自以身当，浮议奸谗，陛下亦须力拒”
。
但是皇帝在小人之怨和纷纭的浮议面前渐渐开始动摇了。
他一次又一次的无法“自以身当”
，终于在朝中难以立足。
庆历四年（1044年），保守派制造了一起谋逆大案，将改革派一网囊括进去。
这回还是利用了仁宗疑心重，怕臣子结党的弱点，把改革派打成“朋党”
。
庆历五年（1045年）初，失去了皇帝支持的改革已彻底失败，范仲淹被调出京到邠州（今陕西彬县）任职，这是他第四次被贬出京了。
这之后就再也没有回中央工作。
范仲淹看罢信，将图挂在堂前，只见一楼高耸，万顷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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