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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年，他62岁时，知杭州，遇大旱，流民遍地。
他一是不只用传统的调粮、赈济之法，而是以工代赈，大兴土木，特别是让寺院参加进来，用平时节余搞基建，增加就业；二是大办西湖的龙舟赛事，让富人捐助，繁荣贸易，扩大内需；三是高价收粮，使粮商无法囤粮抬价。
这些看似不当，也受到非议，但却挖掘了民间财力，杭州平安度荒。
宋代税收常以实物缴纳，以余补缺，移此输彼，谓之支移，但运输费要纳税人出。
范在1051年，去世前一年，知青州，这是他生命旅途的最后一站。
他见百姓往200里外的博州纳税，往返经月，路途劳苦，还误农时，运费又多出税额的二到三成。
农民之苦，上面长期熟视无睹，范心里十分不安。
他就改革征税方法，命将粮赋折成现金，派人到博州高于市价购粮，不出五天即完成任务，免了百姓运输之苦，还有余钱。
一般地方官都是尽量超征，讨好朝廷，他却多一斤不要，将余钱退给青州百姓。
诚如他言：“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
可以看出他的忧民是真忧，决不沽名，不作秀，甚至还要顶着上面的压力，冒被处分的危险。
像上面所举之例，都是问题早就在那里明摆着，为什么前任那么多官都不去解决呢？为什么朝廷不管呢？关键是心中没有装着老百姓。
所以“忧民”
实际上是检验一个官好坏的试金石，也成了千百年来永远的政治话题。
这种以民为上的思想延续到共产党就是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专门写过一篇《为人民服务》的文章。
2004年是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我受命写一篇纪念文章，在收集资料时，我问研究邓的专家：“有哪一句话最能体现邓的思想？”
对方思考片刻，答曰，邓对家人说过一句话可作代表，他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大志，就是希望中国的老百姓都富起来，我做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
二、忧君
范仲淹的第二忧是忧君。
他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不管在朝在野都不忘君。
封建社会“君”
即是国，他的忧“君”
就是忧国。
不管在朝还是在野，时时处处都在忧国。
无论过去的皇帝还是现在的总统、主席，虽权在一人，但却身系一国之安危。
于是，以“君”
为核心的君民关系、君政关系、君臣关系便构成了一国政治的核心部分。
而君臣关系，直接涉及领导集团的团结是核心中的核心。
纵观历史，历代的君大致有明君、能君、庸君、昏君四个档次；臣也有贤臣、忠臣、庸臣、奸臣四种。
于是明君贤臣、昏君奸臣，抑或庸君与庸臣就决定了一朝政府的工作质量。
而又以君臣关系最为具体，君臣故事成了中国政治史上最生动的内容（比如，史上最典型的明君贤臣配：唐太宗与魏徵；昏君贤臣配：阿斗与诸葛亮；昏君奸臣配：宋高宗与秦桧等）。
范仲淹是贤臣，属臣中最高一档；仁宗不庸不昏，基本上算是能君，属于第二档。
他们的君臣矛盾，是比较典型的能君与贤臣的关系。
在专制和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君既有代表国家的一面，又有权力私有的一面。
臣子既要忠君，又要报国。
这就带来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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