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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重性和“臣”
的两重性。
君有明、昏之分；臣有忠、奸之别。
遇明君则宵衣旰食，如履薄冰，勤恳为国；遇昏君，则独断专行，为所欲为，玩忽国事。
“忧君”
的实质是忧君所代表的国事，而不是忧君个人的私事。
忠臣忧君不媚君，总是想着怎么劝君谏君，抑其私心而扬其公责，把国家治好。
奸臣媚君不忧国，总在琢磨怎么满足君的私欲，把他拍得舒服一些。
当然，奸臣这种行为总能得到个人的好处，而忠臣的行为则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范仲淹行的是忠臣之道，是通过忧君而忧国、忧民，所以，当这个“君”
与国、与民矛盾时，他就左右为难。
这是一种矛盾，一种悲剧，但正是这种矛盾和悲剧考验出忠臣、贤臣的人格。
这种“四重奏”
和“两重性”
的矛盾关系决定了一个忠心忧国的臣子必然要实事求是，敢说真话，对国家负责。
用范仲淹的话说：“士不死不为忠，言不逆不为谏。”
欧阳修评价他，“直辞正色，面争庭对”
“敢与天子争是非”
。
仁宗属于“能君”
，他有他的主意，对范是既不全信任，又离不开，时用时弃，即信即离，类似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
而范仲淹既有独立见解，又有个性，这就构成了范仲淹的悲剧人生。
封建社会伴君如伴虎，真正的忧君，敢说真话是要以生命作抵押的。
范仲淹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他说：“臣非不知逆龙鳞者，掇齑粉之患；忤天威者，负雷霆之诛。
理或当言，死无所避。”
他将一切置之度外，一生四起四落，前后四次被贬出京城。
他从27岁中进士，到64岁去世，一生为官三十七年，在京城工作却总共不到四年。
1028年范仲淹经晏殊推荐到京任秘阁校理——皇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这是一个可以常见到皇帝的近水楼台。
如果他会钻营奉承，很快就可以飞黄腾达。
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宦官、近臣，如高逑、魏忠贤等都是这样爬上高位的。
但是范仲淹的“忧君”
，却招来了他京官生涯中的第一次谪贬。
原来，这时仁宗皇帝虽已经20岁，但刘太后还在垂帘听政。
朝中实际上是两个“君”
。
一个名分之君仁宗皇帝，一个实权之君刘太后。
这个刘太后可不是一般人等，她本是仁宗的父亲真宗的一位普通后宫，只有“修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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