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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杨朔模式”
对散文创作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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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文学界新论迭出、创作活跃的情势下，散文界相对冷寂的状态稍有改观，但还是进展不大。
我觉得这与散文界长期通行杨朔模式有关，而这个模式所以能存在至今，则需要到模式本身中去找原因。
一、关于杨朔模式的含义及形式
建国三十多年来我们涌现出一大批散文作家，他们每人都出版了数量可观的作品。
但是要说影响，恐怕哪一个也比不上杨朔。
一个作家的影响，不只是看他作品的多少，更要看他的代表作；不只看他的作品本身，还要看这些作品被推崇、流传、渗透与潜移默化的情况。
在散文界，杨朔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其作品被介绍和接受的程度之深，对广大作者创作的影响面之大，恐怕都是首屈一指的。
杨朔模式的含义大致包括这两个方面：一是内容模式，涉及题材；二是形式模式，涉及体裁和创作方法。
杨朔散文绝大多数是政治抒情，在他的代表作里，无论写景、叙事都服务于一个明确的目的——突出政治。
在他的笔下看不到或者很难看到与政治无关的人物，甚至景物。
这是他的散文的内容模式。
与内容相适应，其形式模式就是“物→人→理”
的三段式结构。
先推出景物和人，最后再归到一个政治道理上去。
人、物、事都成了政治道理的道具或注脚。
一句话，用“物→人→理”
的三段式手法来表现政治内容，这就是杨朔散文的模式。
一个作家周围的环境和他的生活经历造就他自己的模式。
比如曾经热了一段的台湾女作家琼瑶，台北一个杂志评论她的作品是“花呀草呀云呀天呀水呀风呀”
的爱情模式，她的手法是这爱情必通过痛苦、眼泪、狂恋和才气来实现。
大概每个作家都会有自己的模式，不过水平高一点的会从模式中跳出来，升跃到个性、风格。
模式是某种特定时代背景和环境的产物，一个作家有自己的创作模式并不奇怪，但是全社会有一个模式就很可悲了。
细想一下，“文革”
前十七年和“文革”
十年，我们的文学就是在上面预制好的和自觉不自觉形成的许多模式中进行翻砂、浇铸。
大的模式，如写斗争，必是阶级斗争，哪怕是一次失火，一次车祸，也要有一个阶级敌人出来替罪。
写胜利必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哪怕是治好了一个病人，赢了一场球，也要从学《毛选》上找根据。
具体的模式，如写到爱情都是两人工作中相识，战斗中相爱，双方都是第一次接触异性，纯而又纯的男女共青团员式的爱。
写抗日斗争都是我方如何顽强，国民党如何溃逃，等等。
总之，各种题材都有一个模式。
这一大堆模式是文艺为政治服务，为某一条政治路线服务的具体化。
长期以来，我们的政治体制是一套“左”
的集权模式，经济体制是统得很死的计划模式，连人也被训练成愚忠、服从，缺少个性与自我探索的机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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