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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当然也就是一种“左”
的说教模式。
就是说，不管是写景还是编故事，都要明显地给你注入一点政治。
但是，“文革”
前的小说、诗歌等虽然也有这一套模式，却都没有像散文这样，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浑然一体的、权威性的样板——杨朔模式。
杨朔模式的产生有特定背景。
杨朔散文是反映了生活，但是它只反映了生活中的一个侧面。
就其有影响的代表作来说，它们只注意反映了生活中光明向上的、美好的一面。
杨朔作品的风格是明朗、秀丽的。
这些作品产生的时代正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这时期我们国家蓬勃向上，党、政府和领袖的威信空前的高，人们对前途充满毫不怀疑的乐观，对我们的工作充满毫不怀疑的自信，对工作中“左”
的错误还没有充分地觉察。
大家眼里一片光明，看不到问题，或者虽看到一点，也不愿承认，在一种“左”
的盲目与虚假中，虔诚地生活。
领袖像神一样英明，国家像天堂一样美好，生活中一切好的事情都应归功于革命，归结到政治。
这是那个时代人们的思维模式。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谈到这一点：“正如同汉王朝的初建需要汉赋一样，这时也需要歌颂之辞。
自然，这种歌颂是有别于司马相如等对帝王功业的歌颂。
当时我们大家都是由衷地感到祖国、党需要歌颂，应该歌颂，读着这种文章心里特别高兴。
对于当时潜伏的一些矛盾很少有人洞察，这自然是历史的局限。
所以说，产生于这个时期的散文，历史决定它既不可能再用解放区那种带点土气的文字，也不能再用鲁迅那种隐晦一点的讽刺杂文。
它只能是与我们大会堂的玻璃窗相适应而明亮，与天安门广场上的鲜花相适应而清新，与我们安静的生活相适应而含蓄。
同时，这里已经有了悄悄开始了的‘左’的影响，因而又带一点粉饰。
这是那个时代所造就的一种形式，而加给包括杨朔在内的广大作家的。”
（《散文形式的哲学思考》，《山西文学》1985年第2期）
但是，杨朔模式何以能保持长时间而不衰呢？这是它内容上的虚幻性、象征性和结构上的超稳定性决定的。
二、模式的特点之一：内容上的虚幻性与象征性
杨朔的作品总是选取生活中最光明向上的片断，推出最符合政治宣传口径的结论。
香山红叶、八达岭的长城、泰山的红日、荔园的蜂蜜、南疆的茶花等等，还有深山里公社化的投影，海市仙境般的生活，还有老向导、老泰山那样革命造就的红色标准公民。
这些题材好不好呢？好。
是不是生活呢？是。
而且还是生活中积极的、光明可爱的一面。
但是，正因为只选择这种光明与可爱，他的作品就如美好的山水一样，虽有赏心悦目的一面，但却较少实用的一面。
它不像我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那样，时刻不可离开，很易被挑剔和更新。
对这种与生活不大贴近的作品，人们又需要，又不会特别注意，不会特别去下大力气挑剔、改造、加快更新。
就本质来说，他的作品专写好的片断、好的表象，诱导人们寻求一个简单的政治答案，沉醉于美妙的理想。
作品呈现出一种虚幻的折光，有一种象征性的美好。
你得承认，他是反映了生活，但是这种反映如写太阳只写早晨的清新艳丽，不写中午的炎热烤人；写水只写秋波漾漾，不写恶浪狂涛，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如写父母只写其慈爱养育之恩，却回避其对子女的专断、干预；写战争只写鲜花凯旋，不写流血死人，是有明显的启发、诱导倾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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