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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精心选择、积极诱导地反映生活，就必然在作品中造成一种虚幻、象征的美。
这虽是虚幻、象征的（本质是假），但如中国传统戏中的大团圆结局一样，它适应了人们的一种心理趋向和审美要求，所以它能长期存在。
而且影响到后来的散文创作题材越来越窄，专写美好的一面，写美景，抒豪情（少真情），而不写矛盾。
就现在来说，既然生活中总会有美好的一面，他的这种并不十分“叫真”
的、浮光掠影式的制造意境，仍有用武之地。
这种模式实在是一种投机模式，它越是不疼不痒，越不那么认真深入地反映生活，干预生活，越不那么直接揭露矛盾，评论家也就越没有必要集中注意力来对付它。
这在小说、戏剧中却不同，它反映生活实实在在，靠矛盾来抓人，来立戏，它稍一落后时代，读者、观众、评论家就立刻不会买账。
所以说这种反映生活的虚幻性、象征性，是杨朔模式长期被散文界套用而得不到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突破必定是要待到人们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种极“左”
观念都有了一个彻底的认识和清算后，在文学改革的浪潮已经席卷了其他文学领地之后，才可能冲击到这块地盘。
三、模式的特点之二：结构上的超稳定性
杨朔模式能长期通行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在结构上的超稳定性。
为了更好地突出政治内容，杨朔散文找到一种三段式结构，即：物（景）→人（事）→理。
大致是先布置一种景物，再在这个场景中展开人物、故事，最后归结为一个政治道理。
如：海浪、礁石——老泰山——“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
（《雪浪花》）；香山红叶——老向导——“人生中经过风吹雨打”
（《香山红叶》）；泰山风光——沿途的公社化情景——“看见另一场更加辉煌的日出”
（《泰山极顶》）；蜜蜂、荔枝——跟老梁参观蜂场——“这黑夜，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蜜蜂”
（《荔枝蜜》）；山海关秋景——三个人的对话——“用我们的思想信仰修一道另一种长城”
（《秋风萧瑟》）；二月茶花红——作者和种花匠普之仁的对话——“童子面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
（《茶花赋》）；等等。
我们不用十分细心，就能解剖出杨朔散文的这个很清晰、工整的模式。
这个三段式模式有两方面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
一是它不直不露，有一种曲折的美。
这个模式将景物、人事、政治道理紧密地组结在一起，它既符合了要突出政治的要求，又符合了散文的特点，含蓄、短小、精巧、有意境，也符合读者的审美心理。
所以，虽然杨朔散文总在突出政治，但它毕竟不是那种标语口号式的、武断的文学。
那政治结论是经过景和人推出来的，既符合那个时代人们的政治思维规律，又符合文学的形象思维规律。
二是这种模式有一种稳固、严密的美。
三段式像三足鼎一样，使文章结构产生了一种既简单又平稳的感觉。
只就结构本身而言，可谓简而美了。
中国散文史上形式化的高峰是八股文，讲破题，讲束股，讲起承转合，有头有尾，有过程。
这种形式本身不能说它没有道理。
具备一点知识修养和文字能力的人，只要记住这个格式，写出的文章一般总会及格，有才者还可写得极美。
杨朔模式的三段式，可以看作是八股式的简化：起——转——合；因景立意——卒章显志。
本来散文的美有多种因素，比如遣词造句、气质风格，还有结构，而结构相对于其他因素是较易理解和效法的，正如书法中楷书的间架结构可以具体讲解，而笔力却是要经过长时间的磨炼揣摸才可意会到的。
所以杨朔散文很快就以其结构上的优势而具有了竞争力，这种结构简明清晰，如分析讲解更大受课堂教学的欢迎，多年来杨文在教材中连选不衰。
另外，散文的美应有三个层次，客观描写的美，意境的美，哲理的美，而杨朔模式的三段式结构正好从形式上与这三个层次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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