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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官德——《官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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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是人的行为规范，头上三尺有神明。
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一种无形的道德约束，而官员又更多一层，这就是怎么用权。
因为他比普通百姓拥有更多的权力。
权对官来说有两重性，一是可以为百姓办事，服务社会；二是可以为自己牟私利，甚至欺压百姓。
好官坏官由此区分而来。
官的政绩决定于他的能与德，但主要是德。
有德无能至少不会办坏事，无德有能却可大大地办坏事。
德是基础，是软实力，是一个无形的大磁场。
所以中国封建社会初期汉武帝选官时首重德，举孝廉；隋唐开始科举考试，重能亦重德；到明清更总结出“公生明，廉生威”
，出现曾国藩等这样的道德榜样，又回到道德上来。
大凡一个政权，在开创之初，德和能都不成问题。
替天行道，为民请命，自然大得民心，且自戒甚严，德风感天下。
至于能，更是在战火中打出来的，无往不胜。
而麻烦在于掌权之后，德渐松弛，能亦下降。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大会的讲演中自豪地说，边区有“十个没有”
：“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这“十个没有”
确实反映了当时延安良好的党风、政风、民风，令人羡慕，使人向往。
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
周恩来“文革”
之初到学校视察，就在学生食堂里吃饭，一个菜两角五分钱也要如数交上。
中南海里开会，每个人主动交5分钱的茶水费。
但现在生活好了，官员的“胃口”
也大了，贪个千百万很平常。
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因贪伏法的省部级以上干部是江西副省长胡长青，2000年2月贪污500万元，死刑；第二个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2000年9月贪污1000万元，死刑。
后来就多得数不过来了，数额也高得惊人。
高官贪贿再多也只能判个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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