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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成了千古名言。
明代张溥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
，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檄文。
就是空前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死后也有一块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选入马恩文选，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
马克思的形象也因这篇文章更加辉煌。
为伟人修墓立碑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百姓的习惯，你看明山秀水间，市井乡村里，还有那些州县府志的字里行间，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故人墓、碑、庙、祠、铭、志，怎么偏偏轮到总理，这个前代所有的名人加起来都不足抵其人格伟大的人，就连一个我们可以为之扼腕、叹息、流泪的地方也没有呢？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明，见“四人帮”
猖狂，政局反复，不愿身后有伍子胥鞭尸之事；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
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
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
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
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
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尴尬。
果然，地球上第一个为周恩来修纪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
第一个纪念馆也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乡。
日本的纪念碑是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着他留学日本时写的那首诗《雨中岚山》。
1994年，我去日本时曾专门到樱花丛中去寻找过这块诗碑。
我双手抚石，西望长安，不觉泪水涟涟。
天力难回，斯人长逝已是天大的遗憾，而在国内又无墓可寻，叫人又是一种怎样的惆怅？一个曾让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这强烈的反差，让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坠落千丈似的空茫。
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
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
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武，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
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纪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
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
要不我们现在的政协委员中为什么要安排一些名人之后呢？连孔子这个两千多年前的老名人，也要一代代地去细寻其脉，找出几个世孙来去做人大、政协的代表委员。
人们尊其后，说到底还是尊其人。
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否则怎么不去找出个秦桧的几世孙呢？清朝乾隆年间有位叫秦大士的名士过岳坟，不由感叹道：“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
可见前人与后人还是大有关系，名人之后更是关系重大。
对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做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
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
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
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
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
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战争中上前线共牺牲了二十一名）。
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
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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