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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
1976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
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
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胎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
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并几乎成风。
但总理没有，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
后来有一个厚脸皮的女人写过一本书，称她自己就是总理的私生女，这当然经不起档案资料的核验。
举国一阵哗然之后，如风吹黄叶落，复又秋阳红。
但人们在愤怒之余心里仍然隐隐存着一丝的惆怅。
特别是眼见和总理同代人的子女，或子女的子女，不少都官居高位名显于世，不禁又要黯然神伤。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运绵长的啊。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
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中凿下一个空洞呢？人们的习惯思维如列车疾驶，负着浓浓的希望，却一下子冲出轨道，跌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
总理的三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
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
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
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
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
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
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得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
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
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
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
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
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一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
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贫民的灵魂。
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
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工人。
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套着这蓝袖套写出来的啊。
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
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二十五年。
这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
《周恩来年谱》记载：1960年3月6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
工作人员只得从命。
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
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帖，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
没有钱，总理摇摇头走了。
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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