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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年这一年，对我家而言特别艰难。
留在家乡的父亲重病，在当时那么恶劣的局势下，不要说治病，恐怕连吃饭都有问题，病中乏人照顾、挨饿受冻，到冬天就辞世了，享年四十五岁。
我在部队服役，无法奔丧，想到父亲晚境凄惨，是我心中永远的哀痛。
后来，当局针对抗战中无法返家奔父母丧的士兵，做了补救，于三十六年题颁“德音孔昭”
荣典。
父亲过世次年，祖父也撒手人寰。
家，只剩母亲与我们手足四人，在这战火硝烟的大时代里像浮萍一样沉沉浮浮。
无家产无显赫关系的我们也都明白，除了靠自己努力寻求生路，我们是无依无靠的。
民国三十一年，由于师长兼福建师管区司令，把我调到闽北。
三月，我赴福建建瓯报到，此时已升少校，仍做会计。
福建算是后方，比较安定，等于像在机关工作，工作上都算顺利，做了一年多。
我是个喜欢求知的人，一直很遗憾在动乱之中无法循序升学，追求更高深的学问。
然而，人只要保有求知欲，再困难的环境，也能找到学习之道。
民国三十二年，我得知“军需学校”
招考学生，立刻报名，约九月初到广西桂林应考。
军需学校本部在重庆，另有桂林、西安分校。
我考上了，在桂林分校读了一年多，正式教育一年，实务两个月。
由于成绩不错，三十三年，优先被分发到重庆校本部任职，负责会计工作，月薪几百元。
除了薪俸，另有米粮配给，配给办法是：二十一至二十五岁算一个级数，二十六岁以上才能配米八斗。
承办员为了让我能符合规定领八斗米，把我的生日改成5月16日。
所以，我身份证上的生日是错的，这个错就是从那八斗米开始。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战火乱世，为了八斗米我改了生日，据我所知，基于生存原因改了姓名的也有。
这期间，母亲与弟妹都在上海。
雅如在手帕厂工作，她小我三岁，我长年在外，家里的事她照顾最多最重，后来与杨惠秋先生结婚，是最早成家的。
定行也在盒子厂工作，收入虽然微薄，但生活温饱已无问题。
对我们这样辞根飘**的家庭来说，在乱世中能拥有一点安稳生活是很不容易的。
5.人生转折点，来到台湾
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对国家、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新的转折点。
不同的抉择通往不同的方向，得到不同的结果，有些抉择固然是个人考虑下的决定，但有些则是全凭机运。
军需学校毕业，战乱中，用薄纸裁成克难的纪念小册。
胜利复元，到处都需要人才。
我二十六岁，已有七八年的工作经验，谋事求职都不难。
我的长官将调去北京，他很欣赏我的工作能力，要我跟着他去。
正在这时，碰到一个同学，他被派到台湾当第一批接收特派员，正好返乡，听到我考虑去北京，竟然建议我到台湾。
北方较冷，加上这位同学的建议，我决定往南走，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个天翻地覆的决定。
我们共有二十多人，属军政部第二批接收特派员，负责粮饷发放。
12月底，我从重庆坐美国飞机先到汉口，12月31日回到上海。
在外多年，终于能家庭团聚，迎接1946年元旦，非常欣慰。
母亲有感而发，说：“将来如果有办法，在上海买个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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