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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我一直记在心里，1997年我在上海购屋，就是圆母亲的梦。
在上海期间，我也跟周慕陶见了面。
他与我是能仁初中三年同窗，毕业后各自升高中。
他在校成绩优异，可憾因父亲早逝，辍学就业，挑起家计。
他在银行做事，我汇给家里的钱都托他转给母亲，所以一直保持联系。
他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答没有。
在上海住了十多天，1946年1月，我背着行李踏上往台湾的路。
先到宁波停几天，再到福州等船，大约停留十多日。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算了命，算命师说我命中水多，宜往南方，往北方会结冻成冰，就没前途。
这倒是一个有趣的说法。
福州与台湾之间有船舶往来，我们搭的那艘船是经历过甲午战争（1894年）的机帆船，少说也有五十多年船龄了，可见其老旧。
船上约有四五十人，航行到基隆约需一日一夜。
我们待在船舱里，颇为提心吊胆，有命在旦夕之感，无不祈祷能平安抵达。
终于到基隆外海，还是黑夜，眼看就快到了，怎料这时竟然发生机械故障，整条船安静下来，开不了。
大家害怕极了，不知下一秒能不能活着，躲了八年的轰炸、炮火，难道会命丧大海？还好终于修复，天亮时平安抵达基隆港。
下船时，有恍如隔世之感。
我记得来台湾没多久，就是阴历除夕。
当时，日本人尚未全部返回日本，街上可看到不少日人在摆摊贩卖物品，大约到四五月才遣返完毕。
我们一行人到台北，住在北门附近一栋楼房，设备很好，当时暂时作为特派员办公室，在那里住了半年。
后来办公室改到爱国东路、南海路一带，办公室东边就是联勤总部营区。
1946年上半年，母亲有个学生姓沈，嫁给台湾人，她先生原为日本人做翻译，战争结束后，要回台湾。
母亲就随这位沈小姐一起来到台湾。
日本人走后，留下的空房子不少。
我的一位黄姓同学告诉我小南门附近有空房子，因此我就搬去住。
那房子原来的住址是台北市末广町五丁目一番地，光复后改为古亭区六四九巷，后又改为广州街八巷二十一号，之后又改为延平南路二五八巷六号。
这房子是我在台湾的根基之地。
在上海时，慕陶得知我尚未交友，有意介绍他的妹妹雅英与我交往，我表示婚姻的事由母亲做主。
他向母亲提起，母亲欣然答应。
我曾写信给慕陶，他的叔公看到我的信，对雅英说：“这小孩不错，信写得很好。”
我与雅英的姻缘就这么订下了。
1947年，我被调到高雄凤山被服库。
“二二八事变”
那天，我本要去报到，车票都买好了，临时火车停开，可见局势紧张。
4月份左右，弟弟定行、小妹雅芳与雅英一起坐轮船来台湾。
我第一次见到雅英，对她说：“你跟你哥哥很像。”
我们于1947年10月10日在台北中山堂参加团体结婚，随后在国际大饭店宴客。
她与我胼手胝足撑起一个家，无怨无悔，是我一生的伴侣。
这一年，我赴凤山任职，升少校科长，有眷舍，定行亦随我南下，在被服库做事。
在凤山一年多，我觉得台北才是中心，所以申请调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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