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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张照片就是地图的起点，如果只有我记得，那必然是我从一开始就把地图拿反了，不是被人欺瞒。
我仍然记得是个初夏，上班第一天进入“办公室”
时吓一跳，那是间位在走廊尽头隶属于大报集团某财经日报的会议室。
按照其人来人往功能，里面除了一条简陋的木纹面板长桌、八张有滚轮的塑料红皮座椅，什么都没有。
不，还有一样，墙上挂着好大一幅王王孙“十二生肖象形字画”
，鼠牛虎兔……我是最早进来的那只刚踏入江湖、满怀兴奋的小鼠。
怎么这么像等着被约谈、被批判的地方？也许，这就是“筹备处”
该有的样子，一无所有，更能激励年轻人的开创意志。
然而，也只有二十多岁初出茅庐、浑身散发献身光芒的年轻人愿意在这种环境下埋头苦干。
加上后来进入的几位美编、业务，几个“基层员工”
把这间会议室当作“圣堂”
，自行发光，闪耀理想色彩的光芒，奋斗着、感动着，熬夜赶工甚至有人天天穿同一件衣服经询问才知已三日未回家。
邻座恍然大悟，原来疑似食物馊酸是战场上英勇士兵的气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个禁锢太久即将被冲破的社会，如果有人独具法眼，从半空往下看，必能透视这间积满稿件、资料的小室洋溢着亢奋的创业荷尔蒙、丰沛旺盛的青春活力，还有一股在这之后我不再遇到的献身精神。
是的，愿意为理想献身的革命情怀。
而这些，正是此时此刻让我心痛的原因。
为什么那时候的我们不在乎老板与高干们各自拥有宽敞舒适、空调凉爽的办公室，不必与基层员工挤在连抽屉都没有的西晒小房间？为什么一穷二白的我们耻于问薪资自认为一旦开口谈钱便是俗物，以至于从来不问待遇、升迁、福利、假期、保险、退休？为什么不在乎工时，没有打卡钟却在午夜搭出租车回家、次日一早又坐回桌前干活？为什么不计较地一人上班全家奉陪，将一沓订阅划拨单带回家，请家人帮忙抄写以求尽速建档、寄送杂志给读者？为何这么信任发行者所揭橥之文学意图必然崇高、服膺总编拟定之编辑政策必能一统江山，而认定自己这个小文青应该没日没夜地为一本伟大杂志之诞生而燃烧而觉得今生如此光荣？
答案只有一个，我们献上了纯真，献上生命中第一道冷压初榨的纯真。
照片中最抢镜的是纸类回收站才见得到的凌乱桌面，再来是桌上靠墙处用书堆高、竖着的创刊号杂志，封面的象征意涵迷倒所有人，惹湿禁锢时代里无数渴慕的眼睛。
因此，靠墙竖放的创刊号像是被供奉着，如同我们在香火鼎盛庙里看到的神像一般。
而我就坐在靠墙处，即使桌面不敷使用、稿件数据都堆到椅子底下了，“那尊神像”
依然以神圣姿态竖得稳稳的不可动摇，只差没奉茶礼拜它。
照片里有六个人，三位高干、三位基层，分属于编辑部、业务部与美术部。
看来像拍照者冲洗照片之前，发现底片还剩一张随意按下快门的结果，因为照片里的人尚未摆出底片昂贵年代大家照相前必定调整出的最佳笑容，以至于三人没看镜头、三人看了镜头，我是看镜头的人中最快摆出标准笑容的，这也是照片给了我的原因。
而我留着，不是因为年轻的欢颜可喜，是为了记得。
记得吃苦岁月里那一颗颗纯真善美的心。
当年的我知道有一天会回头想起这些，但没料到是在这样的年纪这样一个冬雨之日。
疾驶的客运朝向无欢处所，我不想面对即将到来的诀别，更无法舒展往昔的纯真与善美已然消逝的事实。
人生难堪之处在于，世情转为狰狞之后，你犹然记得原初的热情与誓言，你恨不得这一生从未遇合，却找不到可以切除记忆的刀。
“还有人记得那本杂志怎么开始的吗？创办者还记得要为文学献身的誓言吗？”
冷雨滂沱之中，我竟无法回答。
2.作家
作家是天生的。
成为作家，乃是回应缪斯之神的召唤，而他的召唤方式绝不仁慈甚至极度残忍，每一个勇毅地响应召唤而踏上创作之路的作家，其背上可能中箭、脚踝难免带血。
作家驰骋于想象世界纵浪大化，然而毕竟也是血肉之躯，要养活自己极不容易，那是绵羊落入一头叫作现实虎口的争斗，遭受讪笑、咆哮、撕咬，伤痕累累之下，犹然在暗夜捻亮小灯，抢一把零碎时间耕耘稿田，字里行间淌着血迹与泪水，无人知晓。
即使如此，但求灵感喷发完成杰作不求荣华富贵。
因为缪斯之神的敌人是时间，被缪斯召唤的作家必须以作品击败时间的勒索，这是一生战役，而真正的作家，即使身殉，依然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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