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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有龄北上不久，浙江的政局有了变化：巡抚常大淳调湖北，云南巡抚黄宗汉改调浙江，未到任以前由布政使——通称“藩司”
、老百姓尊称为“藩台”
的旗人椿寿署理。
黄宗汉字寿臣，福建晋江人。
他是道光十五年乙未正科的翰林，这一榜人才济济，科运甚隆，那年——咸丰二年，当到巡抚的就有广东叶名琛、江西张芾，当到二品大员的有何桂清、吕贤基、彭蕴章、罗惇衍，还有杭州的许乃钊，与他老兄许乃普，都当到内阁学士。
这黄宗汉据说是个很能干的人，但是关于他的操守与治家，批评极坏。
到任以后，传说他向椿寿索贿四万两银子，椿寿没有买他的账，于是多事了。
其时漕运正在改变办法。
因为海禁已开，而且河道湮淤，加以洪、杨的起事，所以江苏的苏、松、太各属改用海运，浙江则是试办。
椿寿既为藩司，又署理巡抚，责无旁贷，当然要亲自料理这件公事。
漕运的漕，原来就是以舟运谷的意思。
多少年来都是河运，先是黄河，后来是运河，而运河又有多少次的变迁兴作，直到康熙年间，治河名臣靳辅、于成龙先后开“中河”
，历时千余年的运河，才算大功告成。
这条南起杭州，北抵京师，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全长两千多里的水道，为大清朝带来了一百五十年的盛运。
不幸的是，黄河的情况越来越坏，有些地方河底积淤，高过人家屋脊，全靠两面堤防约束，“春水船如天上行”
，真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
而运河受黄河的累，在嘉庆末年，几乎也成了“绝症”
。
于是道光初年有海运之议。
在嘉庆末年时有齐彦槐其人，著有一篇《海运南僧议》，条分缕析，断言“一举而众善备”
，但地方大吏不愿轻易更张。
直到湖南安化的陶文毅公陶澍，由安徽巡抚调江苏，锐意革新，消除盐、漕两事的积弊，齐彦槐的建议才有一个实验的机会。
这次实验由陶澍亲自主持，在上海设立“海运总局”
。
他亲自雇好专门运载关东豆麦的“沙船”
【1】一千艘，名为“三不像”
的海船几十艘，分两次运米一百五十多万石到天津，结果获得极大的成功，省时省费，米质受损极微。
承运的船商，运漕而北，回程运豆，一向漕船南下“回空”
，海船北上“回空”
，现在平白多一笔收入，而且出力的船商还“赏给顶戴”
做了官，真正是皆大欢喜。
但是到了第二年，这样的好事竟不再做下去，依然恢复了河运。
因为，不知道有多少人靠这条运河的漕船来剥削老百姓，他们不愿意革新！
漕运的弊端与征粮的弊端是不可分的。
征粮的权责属于州县，这七品的正印官，特称为“大老爷”
，在任两件大事：刑名、钱谷。
延请“绍兴师爷”
至少亦得两名：“刑名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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