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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为人比较正派，看不起盛宣怀那种奸诈取巧的小人行径，加以刘坤一为人精明，在授命之前将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确实，他会另外派人再查：“那时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别怪我。”
其实盛宣怀搞的那套把戏，知道的人很多，刘瑞芬即令想为他掩饰也办不到，及至调出账目来一看，疑问到处都是。
刘瑞芬为了慎重起见，特为找了几个内行朋友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应春。
“账本说商股只有四万多银子，可是盛杏荪当时具禀两江，说‘已于十一月十八日公商定议，即于十九日付给定银二十万两’，这二十万两银子是哪里来的？”
“根本没有这回事。”
古应春说，“只要算一算日子，就知道他是假话。”
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照公历算是公元一八七七年元旦，盛宣怀当初跟沈葆桢说：“若逾十七之期，则受代人来，即无从更议。”
即指新的年度开始而言。
然则中历的十一月十八、十九，即是公历的正月初一、初二，洋人犹在新年假期之中，旗昌公司固然无人办事，外商银行亦一律封关，所谓“定议”
，所谓“付给定银二十万两”
，全属子虚乌有。
其次是各省所拨的官款，总计一百万两。
照数转付旗昌洋行，银数固然分毫不短，但古应春深知内幕，指出这一笔百万银子中，盛宣怀等人中饱了四十四万两。
证据呢？“各省官款是实数，都是由阜康汇来，招商局派人来提走了白花花的现银，转存外国银行。
可是，付给旗昌的，不是现款，是旗昌的股票。”
古应春有《申报》为凭，载明当时旗昌股票的行情是，票面一百两，实值五十六两。
这就是说，盛宣怀只须花五十六万两银子买进旗昌的股票，便可抵一百万银子的账，岂非中饱了四十四万两。
光是这两点，舞弊的证据便确实了。
彻查的结果，掀开了整个内幕，盛宣怀与徐润等人所玩的花样是：
第一，以定银二万五千两，与旗昌订定收买的草约；
第二，挪用招商局的官款，收购每一百已贬值至五十六两的旗昌股票；
第三，以对抗洋商轮船公司，挽回利权的理由，捏词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说动沈葆桢拨给官本；
第五，取得旗昌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股权，委托英籍律师担文，依法接收旗昌；
第六，官本一百万两汇到招商局后，盛宣怀等以旗昌股票，照面额十足抵换现银；
第七，应付旗昌余款，先由招商局官款中垫付四十余万两，尚短六十九万，由“官本缓息”
“商股存息”
，以及保险费盈余等陆续给付。
事实上现银与股票之间，仍有很大的一个差额，饱入私囊。
所谓“官本缓息”
是江南各省拨交招商局的官款一百九十余万两，应付利息，暂时停止，“商股存息”
是商股利息暂付一半，所余一半改为股本。
这样陆陆续续，东挪西凑牵扯不清，根本是一笔糊涂账。
哪知刘坤一尚未出奏，盛宣怀等人先发制人，列举了十八条申辩的理由，具禀北洋，由李鸿章抢先出奏，希望造成朝廷的先入之见，发生排拒刘坤一的意见的作用。
加以盛宣怀的大肆活动，刘坤一的复奏，果然“留中”
了。
李鸿章的复奏，照例要抄送南洋，刘坤一一看，真正是“歪理十八条”
。
他的笔下很来得，当下亲自草拟奏稿，驳斥李鸿章。
首先说明：李鸿章认为刘瑞芬等，查案不无错误，为盛宣怀极力剖辩，奏请免议，此则朝廷自有权衡，非臣下所能置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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