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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从前吃亏的是，自己没有码头栈房，有时不能不迁就太古、怡和，现在有了旗昌的码头、栈房，不必再迁就他人，主客之势，自然就不同了。
还有，船一多了，自己可以办保险，利权不外溢，就等于另开了一条财源。”
沈葆桢完全被说服了，命盛宣怀当天就回上海，跟旗昌谈判，尽量压低“受盘”
的价格，先把交易敲定下来。
至于收买旗昌的资本，原呈中提出官商合办之议，命盛宣怀尽力先招商股，不足之数以“官本”
补足，如何筹划，另作计议。
据盛宣怀的书面报告，说是“议定码头、轮船、栈房、船坞、铁厂，及一切浮存料物、器皿等项一概在内，现银二百万两。
其余汉口、九江、宁波、天津各码头、洋楼、栈房，作价二十二万两。”
总计二百二十二万两，较原来的开价，减了三十万两之多。
至于付款的办法，在十一月十九日已先付定银二十万两，约定十二月十八日续付二十万，明年正月十七再付三十万，即行交盘。
余数如何分期交付，亦已商定。
至于商股，盛宣怀说已招到一百二十二万两，短缺“官本”
一百万两，盛宣怀亦已借箸代筹，某处可拨多少，一一指明，当然这也是预先跟梅启煦商量好的。
谈停当了，便须出奏，类此案例，倘为北洋主稿，便须南洋会衔，南洋主稿，自然亦须北洋会衔。
盛宣怀极力申说，时机迫促，往返磋商，误了二批交款之期，所付二十万定洋将遭没收，劝沈葆桢单衔出奏，又说李鸿章与沈葆桢是同年，遇到这样的好事，只会赞成，不会反对。
沈葆桢想想也不错，同意单衔出奏，在折尾上声明：“时值冻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
运道冰封，陆路仍可通行，显然的，这是一个很牵强的理由。
沈葆桢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盛宣怀特设的圈套，先则以“十七之期”
劝沈葆桢“当仁不让”
，继而以恐误二批交银之期，会遭损失，迫使沈葆桢单衔出奏，这种种设计，都是为了要出脱李鸿章，以便将来骗局败露时，李鸿章得以未与闻共事的局外人身份，易于回护。
果然，四年以后骗局败露了，发难的是一个湖南籍的名士。
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上折严劾招商局管事道员盛宣怀等蒙蔽把持，营私舞弊。
当时言路上很有力量，朝廷对一般“清流”
的议论与主张十分重视，当即饬下两江总督“痛加整顿，逐一严查”
。
其时的两江总督名叫刘坤一，湖南新宁人，对于李鸿章久怀不满。
原来李鸿章自从“用沪平吴”
后，一直视两江是他的地盘，官拜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却能巧妙地运用洋人，以及实际上办理洋务的关系，在两江安插私人，直接指挥。
最使刘坤一不能忍受的是，李鸿章的妻舅赵继元在两江的胡作非为。
赵继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名叫赵文楷，是嘉庆元年丙辰科的状元，赵继元本人亦点了翰林，但肚子里一团茅草，如何侥幸而得列清班，一直是个谜。
不过，他本人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凭他的那支笔，做京官绝无出头之日，因而以翰林捐班为道员，在吏部走了门路，分发江南候补。
那时的两江总督是曾国藩，当洪、杨初平时，怕功高震主，决定急流勇退，遣散湘军，扶植李鸿章的淮军来替代，所以赵继元一到江宁“禀到”
，便派他一个极重要极肥的差使：两江军需总局坐办。
赵继元凡事自作聪明，自恃有妹夫李鸿章作靠山，在曾国藩以后历任两江总督马新贻、李宗羲、沈葆桢都不大能指挥得动他。
沈葆桢病殁，继任刘坤一，资格比较浅，就更不在他眼里了。
刘瑞芬是安徽贵池人，出身是个秀才，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沪，主管军械的采购与转运，以军功保到道员，曾经督办淞沪厘金，署理过两淮盐运使，是淮军系统中很重要的文官。
刘瑞芬跟李鸿章的关系很密切，但奉命查办此案，却很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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