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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器尚不可假人，而况是封疆大吏，这件事便很严重了。
潘祖荫听他的话，果然上了个折子，铺叙他的功绩以后，作了个结论：“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咸丰一看，为之动容，当即传旨问曾国藩，左宗棠是仍旧在湖南好呢，还是调到曾国藩大营中，以便尽其所长？曾国藩回奏，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
。
于是左宗棠奉旨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
左宗棠因祸得福，多亏得潘祖荫、郭嵩焘，但他对潘、郭的态度，大不相同。
左宗棠除了在“三节两寿”
必送潘祖荫一份极厚的礼金以外，还知道潘祖荫好收藏金石碑版，当陕甘总督时，凡是关中有新出土的碑，初拓本一定专差赍送潘祖荫，有时甚至连原碑都送到潘家。
郭嵩焘是在洪、杨平后，奉旨出任广东巡抚。
两广总督名瑞麟，与巡抚同驻广州，督抚同城，常不和睦。
瑞麟贪而无能，但为内务府出身，有事可直接诉诸两宫太后，靠山很硬，所以郭嵩焘深受其掣肘之苦而无可如何。
处境本已很难的郭嵩焘，万想不到多年好友，且是自己曾加以援手的左宗棠还跟他为难。
为了协饷，左宗棠除致函指责以外，还四次上奏折指摘郭嵩焘措施如何不然。
郭、左失和的原因，有种种传说，流传最盛的一个说法是：当郭嵩焘放广东巡抚时，湘阴文庙忽产灵芝，郭嵩焘的胞弟郭昆焘写给老兄，以为是他开府的吉兆，但左宗棠得知其事，大为不悦，说：“文庙产灵芝，如果是吉兆，亦当应在我封爵一事上面，与郭家何干？”
由此生了意见。
其实，湘阴文庙产灵芝，是常有之事，左宗棠亦不致小气到连这种事都要争。
真正的原因是，洪、杨军兴以后，带兵大员的就地筹饷。
真所谓“有土斯有财”
，李鸿章最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始终霸住江苏，尤其是上海这个地盘不放。
左宗棠却只得浙江一省，每苦不足，看出广东是大有生发之地，所以狠狠心不顾感谊友情，一再攻讦郭嵩焘。
最后终于如愿以偿，由他的大将蒋益澧接了郭嵩焘的手。
不过蒋益澧的广东巡抚，干不多久就被调走了。
郭嵩焘因此郁郁不得志。
光绪建元，起用在籍大员，他跟曾国荃同被征召至京。
曾国荃放了陕西巡抚，因为不愿与陕甘总督左宗棠共事，改任河东河道总督。
郭嵩焘则奉派为福建按察史，这在当过巡抚的人来说，是很委屈的，不过他还是接了事。
不久，诏命开缺，郭嵩焘以侍郎候补，充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
郭嵩焘对办洋务，一面主张公平合理，认为非此不足以折服洋人。
他认为马嘉理被戕一案，云南巡抚岑毓英不能说没有责任。
当案发以后，岑毓英意存掩护，又不查明杀害情由，据实奏报，一味诿罪于深山中的野人，而朝中士大夫又因为官兵所杀的是洋人，群起袒护岑毓英，以至于英国更觉不平，态度亦日趋强硬。
这件纠纷固结不解，全由不讲公平、不讲事理之故，因而奉命入总署之日，郭嵩焘便单衔上奏，请旨“将岑毓英先后酿成事端之处，交部严加议处，以为恃虚骄之气，而不务沉心观理、考察详情，以贻累国家者戒。”
郭嵩焘平时讲洋务，本已为守旧的“卫道君子”
所不满，如今居然参劾杀洋人的岑毓英，在他们看，显然是私通外国，因而引起了公愤，连他平素往来密切的朋友、门生，对他亦很不谅解，湖南则有许多人不认他是同乡。
此外京师有人做了一副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到得第二年七月底，中英订立《烟台条约》，“滇案”
解决，郭嵩焘可以启程赴英国了。
这在当时称为“放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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