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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上海道邵友濂，便与盛宣怀等人，秘密商定了一个打击胡雪岩的办法，在洋债还款这件事上，造成胡雪岩的困窘。
其时胡雪岩经手，尚未清结的借款，还有两笔。
一笔是光绪四年八月所借的商款，华洋各计，总计六百五十万两，洋款不借商款，其中别有衷曲。
原来光绪三年，由胡雪岩经手，向汇丰银行借款五百万两，借还均用实银，条件是月息一分二厘五，期限七年，连本带利分十四期拔还。
每期六个月，仍由浙、粤、江海、江汉四关出票，按期偿还。
此外有个附带条件，即商定此项条件后，如果借方作罢，三个月内关票不到，则胡雪岩罚银十五万两；汇丰如果三个月内不交银，罚款相同。
这笔借款由于两江总督沈葆桢的介入，一波三折，拖延甚久。
其时西征军事颇为顺手，刘锦棠率军自乌鲁木齐南进，并分兵与陕西提督张曜会师吐鲁番，一举克复，回乱首脑之一的白彦虎仓皇西遁，刘锦棠亦推进至吐鲁番盆地西端的托克逊，回众投降者两万余人。
但回部首脑经和硕、焉耆，出铁门关在库尔勒地方，跟俄国军方搭上了线，而西征军却因粮饷困难，无法西进，左宗棠着急得不得了。
好不容易在五月里谈成功了这笔洋债，至少望梅止渴，军心先是一振，同时在上海、湖北、陕西的三处粮台，借商款应急，亦比较容易措手了。
哪知在办手续时，起了波折，原来英商汇丰银行贷款，照例要由总理衙门出面，致英国公使一个照会，叙明借款条件等等，由英国公使再转行总税务司及驻上海领事，转知汇丰银行照办。
这一来，如果贷款放出去收不回，便可由英国向中国交涉。
这通照会实际上是中国政府所出的保证书，所以由汇丰银行拟好稿子，交给胡雪岩，再经左宗棠咨请总理衙门办理。
汇丰的稿子中，说明“息银不得过一分”
，然则左宗棠的奏折中，何以说是月息一分二厘五？为此，其中处于关键地位的总税务司赫德，表示这笔借款不能成立。
这当然要查。
左宗棠根据胡雪岩的答复回奏，说汇丰的息银，只有一分，诚然不错，但付款办法是以先令计算，折付银元，这种银元，一向在东南各省通用，称之为“烂番银”
，西北向不通用，所以仍旧须借以两为单位的现银。
但先令的市价，根据伦敦挂牌，早晚不同，到时候如果汇价上涨，胡雪岩便要吃赔账，所以接洽德商泰来洋行，“包认先令”
，这要承担相当风险，泰来洋行得息二厘五，并不为多。
左宗棠表示，此案“首尾本属一贯”
，只是前次“未经声叙明析”
，又力言胡雪岩“息借洋款，实无别故”
。
很显然的，这是左宗棠硬顶下来的，朝廷不能不买他的老面子，左宗棠心里却觉得很不是味道，从此对胡雪岩的信用，便打了一个折扣，可是却不能不用胡雪岩。
胡雪岩当然亦想力盖前愆，于是而有借商款的办法。
这年，光绪三年年底，左宗棠写给胡雪岩的复信说：“今岁饷事，拮据殊常，非枢邸严催协饷，筹部款，大局已不可问。
洋款枝节横生，非阁下苦心孤诣，竭力维持，无从说起。
现在年关满饷，仍待洋款头批速到，始够支销，除清还鄂欠外，尚须匀拨陕赈及甘属灾黎，所余洋款，除清还沪局借款外，核计敷至明年夏秋之交而止，此后又不知何以为计。
尊意以为兵事可慰，饷事则殊可忧，不得不先一年预为之地，洵切实确凿之论，弟心中所欲奉商者，阁下已代为计之，非设身处地，通盘熟筹，不能道其只字，万里同心，不言而喻。”
原来胡雪岩早替左宗棠算过了，年底本应发饷，陕甘两省旱灾要赈济，再还了湖北、上海两处借款，到得明年夏秋之间，便又是青黄不接的时期了。
借款筹饷要早一年便须着手。
可是洋款已不能借。
借洋款是国家的责任，虽说由各省协饷，但灾荒连年，各省情形都不好，欠解西征协饷，无法归还欠款，仍须政府设法，所以根本不能再提洋款。
而且左宗棠因为借洋款，要受赫德的气，自己亦不大愿意借洋款，尤其是英商的款子。
胡雪岩想到左宗棠说过：“息耗太重，如果是商款，楚弓楚得，倒还罢了。
洋人赚了我们重利，还要多方挑剔，实在不甘。”
同时又一再表示，“何必海关及各省出票？倒像是各省替陕甘来还债，其实还的还是陕甘应得的协饷。
我主持西征，筹饷我有全权，协饷不到，先借款子来接济，这就是所谓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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