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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由，好在洋务上棘手之事甚多，以需要李鸿章与各国公使折冲的借口，将李鸿章留了下来，等待适当的时机再颁回任之谕。
李鸿章自合肥老家入京时，在上海住了好些日子，对左宗棠打算驱逐李鸿章势力出两江的情形，印象深刻。
同时，李鸿章对洋务、军务的见解，与左宗棠大相径庭。
像中国与法国在越南的纠纷，李鸿章认为“彼欲难餍，我饷难支”
，应该和平了解，决不可用武；而左宗棠主张支持助越拒法的“黑旗军”
刘永福，不但以军火接济云贵总督岑毓英转以援刘，而且正式致书总理衙门，认为“主战主和，不难一言而决”
，目前的情势，“不但泰西诸邦多以法为不然，逆料其与中国不协，必致事无结束，悔不可追”
；就是法国亦何尝不顾虑，真要与中国开战，危险甚大，不过势成骑虎，不能不虚张声势，如果中国动摇，适中其计。
他说他“默察时局，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时势攸宜，即中外人情亦无不顺。”
就因为他一直有这种论调，所以朝廷特派李鸿章前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
这是一个名义，实际上李鸿章并不必赴广东，在上海、在天津都可以跟法国公使宝海谈和。
但如左宗棠不断鼓吹武力干预，到最后李鸿章恐终不免要到广东去指挥对法战事，那一来只怕非身败名裂不可。
当然，总署亦很持重，不会轻信左宗棠的“正义”
说，只是李鸿章跟宝海的交涉，因此而愈感困难。
对法如此，对英亦常使李鸿章伤脑筋。
英商的海洋电报线希望由吴淞接一条旱线到上海，左宗棠坚持不许；英商希望减轻茧捐，左宗棠亦表反对。
而最使李鸿章为难的是，左宗棠倡议洋药土烟加厘一事。
“洋药土烟”
皆指鸦片，“加厘”
便是加“通行税”
。
左宗棠认为鸦片流毒无穷，主张寓禁于征，奉旨允准后，会同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交涉。
威妥玛提出洋药进口增加税，行销内地在各关卡所征厘捐不增加，左宗棠也同意了，但每箱的进口税，中国要一百五十两，英国只愿缴八十两。
相差太巨，一直没有成议。
以后左宗棠外放，交涉由李鸿章接办，而威妥玛奉调回国，希望此一交涉能如英国的条件谈成功，增添他回国以后的面子。
李鸿章有心帮忙，却以左宗棠的不肯妥协，以江督的地位表示反对，搞得事成僵局。
但在事业上最大的冲突是，李鸿章原主“海防”
，而张佩纶有个专设“水师衙门”
创办新式海军之议，大为李鸿章所欣赏。
但左宗棠一到两江，巡阅过海口及长江以后，改变了他原来“陆防”
的主张，特意将水师出身的彭玉麟请了来，商量造新式兵舰，而且已经开始在办了。
左宗棠首创福建船政，对此道不能说他是外行，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将来创办新式海军，左宗棠决不容北洋单独掌权。
“海防”
“陆防”
之争，只要打倒了他的理论，便无他虑。
如今左宗棠亦主张海防，那就变成彼此竞争着办一件事，权不能独专、事不能由心，是李鸿章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
因此，无论看眼前，算将来，李鸿章认为左宗棠是非拔除不可的眼中钉。
这得从剪除左宗棠的羽翼着手。
李鸿章手下的谋士，都有这样一种见解，且认为第一个目标，应该是胡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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