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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刘瑞芬等所禀盛宣怀的贪诈情形，颇为明确，“有不敢不再陈于圣主之前者”
。
首先要驳的是，李鸿章所陈，当初收买旗昌，请拨官本银一百万，并饬两淮盐运使劝盐商就“盐引”
派搭股份，预计可得银八十万两，再通饬南洋各省藩司、各海关道，随时劝谕富商搭股，并无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
刘坤一先引沈葆桢当年所奏，“臣于病榻传见盛宣怀等，续据禀称，各商尽力攒凑，只能集成银一百二十二万两，所短之数，拟请南洋各省，尽力筹拨一百万两”
的原文，向李鸿章提出质问：“如盛宣怀无此凑集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则沈葆桢何所据而云然？如谓此一百二十二万两即系原禀请饬藩运海关劝商搭股之项，则事既经官，沈葆桢何以不于折内明晰声叙，又何以不札饬各司道查照办理？”
李鸿章又说，藩司、运使、关道并未“帮同劝谕，各商亦未即附本，仅集股银四万余两”
。
虽有“官本缓息”
等项，可以弥补此一百二十二万两的一部分，所短尚多，因而盛宣怀等不得不暂向钱庄借款来付旗昌，这也就是招商局利息负担甚重的由来。
对这一点，刘坤一分两方面来驳，一是由沈葆桢方面来看，倘如盛宣怀不是表明已集有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而要动用官方力量劝谕商人附本，如此渺茫之事，沈葆桢能“轻掷百万库款”
吗？
由此分析，刘坤一作一论断：“是盛宣怀先有凑集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言，故不敢复有所请，而沈葆桢信以为实，无俟他谋也。”
又说，“此等重大事件，往往反复筹商，至于数目，必须斟酌尽善，而后上闻，似不得执盛宣怀等饰词而抹杀沈葆桢奏案，以刘瑞芬等为未查原卷也。
沈葆桢于光绪三年陈奏饷事，论及提拨招商局之款，自悔孟浪，固有难言之隐矣。”
刘坤一接下来又说：“臣之所以奏参盛宣怀者，原不独此两端。”
而是因为另有更不堪容忍的弊端，旗昌公司当时已濒临倒闭边缘，即欲收买，应照西洋“折旧”
之例，为何照原价承受。
刘坤一最有力的指责是：“盛宣怀等收买旗昌轮船，原谓去一劲敌，可以收回利权，乃局面愈宽，而虚糜更巨，去年系第五届，竟亏银至二十四万六千有奇，国帑高赀，势将付之乌有。
随经候选道员叶廷春入局经理，是为第六届，遂余银至二十九万有奇，短长并计，实多出银五十三万二千两，其收效如是之巨而且速，悉由力求节省而来，则盛宣怀等之滥用滥支，一年之内数十万两，岂不骇人听闻，即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革职，已属格外从宽。”
原来此骗局成功后，局本大增、利息日重，而旧船、码头、仓库的管理，亦须大笔费用，成了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盛宣怀、唐廷枢计议，不如找个人来接办，以便脱身。
多方物色，找到一个江苏的候补道叶廷春，同意接手。
其时为光绪四年夏天，依照西洋会计年度跨年的算法，称之为“一届”
，这年是第六届。
叶廷春接办后，实事求是，力求节流，至年底盈余二十九万两，到第二年会计年度届满，实盈五十三万余两，即是刘坤一所说的“短长并计”
。
盛宣怀等人的原意是，金蝉脱壳，将叶廷春当作“替死鬼”
，不过叶廷春居然能将这个烂摊子经理得有声有色，贪念一动，便又设计排挤。
叶廷春一看不是路，知道盛宣怀心狠手辣，又有北洋的奥援，说不定会惹祸上身，因而急流勇退，招商局便又归盛宣怀等人把持了。
刘坤一此奏，事实俱在，理由充足，盛宣怀本万无可免，哪知奏报到京，适逢慈安太后暴崩，这件案子便压了下来。
胡雪岩原以为慈安的“大事”
一过，会有结果，盛宣怀等人撤职，招商局或者会派他接办。
可是他没有想到，盛宣怀另外走了一条路子，同时李鸿章亦正有用他之处，两下一凑，竟得化险为夷。
至于李鸿章有重用盛宣怀之处，是正在开办电报。
早在同治三年，俄国要求自恰克图铺设陆线，直达北京，朝廷断然拒绝，俄国改变计划，采取迂回的办法，先将西伯利亚陆线延伸至海参崴，然后与丹麦大北公司合作，先在公海上敷设单心水线三条，一条是海参崴至长崎，一条是长崎至吴淞口外的大戢山岛，又一条是香港至大戢山岛，先后在同治十年完工。
大戢山岛已在中国领海之内，但朝廷认为无足轻重，置之不问。
于是大北公司得寸进尺，由大戢山岛沿长江伸一条水线进来，直通上海，在黄浦滩登陆，而且公然设局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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