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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手束脚，太麻烦了。”
所以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个馊主意。
沮授只能苦笑，最后对袁绍说了一句：“现在奉迎天子，在大义上占了先机，在时间上正合时宜，若不早定，必有人抢先下手。”
属下意见不一，最后如何拍板，当然就看袁绍的了。
很遗憾，袁绍并没有曹操那样的格局、远见和政治智慧。
他的看法跟郭图等人差不多，觉得把天子供在身边就是自找麻烦，而且刘协又是董卓拥立的，这也让袁绍打心眼里排斥和反感。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否决了沮授的提议。
仅就这件事来比较，不管是曹操与袁绍的个人素质，还是两个阵营的综合水平，其实都已经高下立判了。
在这件事上，沮授算是袁绍阵营里最有头脑的人了，可他提出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与曹操阵营毛玠所提的“奉天子以令不臣”
比起来，在格局、高度和气势上显然都差了一大截。
虽然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但“奉天子以令不臣”
的出发点是家国大义，而“挟天子以令诸侯”
的出发点却是个人野心，二者岂可同日而语？当然，可能有人会说，毛玠所言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口号而已，其实质还不是跟沮授说的一样？
平心而论，还真不完全一样。
其微妙的差别，就在于曹操这个人的复杂性。
正如前文所言，曹操固然是一个军阀，但他又绝不只是军阀，更是一个深谋远虑、雄才大略的政治家。
作为政治家，心中就必然会有家国天下的位置，也一定会有匡扶社稷的志向和情怀。
这从他年轻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
不论是当年在官场上与宦官死磕，还是后来举兵讨伐董卓，曹操都是真心实意想要匡扶汉室的。
而当袁绍要拥立刘虞时，曹操愤然喊出的那句“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同样也是出自真心。
只是后来，面对日益复杂和残酷的现实，这颗真心才逐渐让位于争霸天下的野心而已。
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说他只有个人野心，丝毫没有家国情怀。
简言之，在曹操身上，个人野心和家国情怀是同时存在且纠缠在一起的，或许就连他本人也分不清何者比重更大，何者才是他做事的主要动机。
这正是曹操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所在，也是人性的矛盾和纠结所在。
不光是曹操，其实世上的所有人都一样。
我们做某件事的时候，背后往往会有不止一种动机，只是有些动机比较明显，容易判断，有些动机藏得很深，连我们自己都察觉不出而已。
因此，如果说曹操奉迎刘协单纯是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
，那肯定是在美化和高抬他；但如果说他纯粹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
，再也没有别的动机或想法，那也未免把他简单化和脸谱化了。
主意打定，曹操立刻付诸行动，命曹洪去洛阳迎接天子。
可是，天子身边那些军阀可不是摆设。
他们千辛万苦才把天子从长安护送到洛阳，你曹操不费吹灰之力就想把天子弄走？做梦吧。
承担宿卫之责的董承闻讯，马上出兵，驻守在曹洪的必经之路上，把他给挡了回去。
关键时刻，朝中有个人主动出手，帮了曹操一个大忙。
这个人就是日后曹操帐下的重要谋士董昭。
董昭之前在袁绍帐下，后被袁绍猜疑而投靠张杨。
张杨迎天子回洛阳后，董昭就留在了朝中，被任命为议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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