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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产生是政治制度、等级制度的一大创新,并对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社会政治结构变革有着直接的、重大的影响。
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功勋爵制度是裂土分封制度和世卿世禄制度的替代物。
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君主以下各级国家公务人员的选拔、任命、晋升办法,促进了分封制度的瓦解和官僚制度的发展。
功勋爵制度还为新的政治体制培植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君主制度的重大改革。
正是有了这种制度,才使得“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逐渐变成现实。
比较而言,功勋爵制度在政治地位和社会资源的分配方面,更强调能力准则,它比裂土分封制度更趋近于“公平”
“合理”
,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还在一定的程度上实现了社会公正。
能力准则相对凸显与身份准则的相对弱化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阶层的流动。
秦国的功勋爵制度正式形成于秦孝公时期,由商鞅主持制定。
这种制度形成之初以奖励军功为主。
此后其爵名、等级和赐爵的标准、程序等显然有一个损益、沿革的演变过程。
到秦始皇统治时期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二十等功勋爵制度。
秦国的二十等爵制的主要目的和本质属性是以赐爵的形式奖赏功勋。
在其建立之初,秦国政治的重心是战争,富国强兵是战争之本,所以设置功勋爵制度以后,授爵的对象主要是荣立军功的将领和战士。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军功爵制”
。
这个特点适用于各国的类似制度。
可是,自功勋爵制度创立之初,获得和晋升爵位等级的途径就不仅仅限于军功,对国家的其他贡献也可以获得同样的待遇。
大量事实表明,“战国七雄”
所授的功勋爵显然不局限于军功。
一般来说,只要君主认定属于功劳的,都可以论功行赏。
法术之士可以靠着政绩立功;谋士可以靠建言献策立功;纵横之士可以靠外交活动立功;王子宗亲可以靠为国家充当质子立功;告奸者可以靠揭发罪犯立功;间谍、刺客可以靠着为君主完成特殊任务立功;投诚的地方官或将领可以靠献纳土地、部属为新的主人立功;奸佞之辈也可以靠着君主的宠爱“立功”
;等等。
除从军、从政立功赐爵,还有纳粟赐爵。
作为鼓励农耕的一项重要措施,功勋爵制度也适用于勤于垦殖、精于稼穑的农夫。
农民可以靠向国家交纳粮食立功;普通民众可以靠着按照国家的意图移民垦荒立功。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各种事功也可以获得爵位。
新的爵位制度“实际上也包括事功”
。
设置功勋爵制度的初衷在于赏功。
“功劳”
的内容是由国家和君主根据自己的意志和现实政治的需要确定的,“爵位”
则是依据功劳授予的。
当国家的政治重心是军事活动时,功勋以军功居多,事功居少。
可是情况一旦发生变化,功勋的内容和主次也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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