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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四年再进一步明确规定：太监品级不能超过四品。
所以清朝前期虽然出现孝庄皇太后辅佐三代君王定江山的事情，但她自己始终没有走上前台，只是一个“贤内助”
的角色。
清后期出现了慈禧太后，开了后宫干政参政先河，但是她娘家人并没有过多干政参政，慈禧始终依靠的是爱新觉罗兄弟，所以减少了许多皇帝家族、朝廷大臣和外戚的矛盾。
即便如此，这也是清朝衰亡时期所发生的事情，盛世没有太后干政现象。
又如在吏制和用人上，康熙、雍正和乾隆在日讲和经筵中都曾多次和讲官大臣进行讨论，认真吸取汉族官制的经验，形成了“知人则哲”
，“才有大小，学有浅深，朝廷因才使器，难拒一格”
，选人“先观人心术，次才学”
等用人思想，逐渐建立了一套十分完备的官员任用考察监督管理制度。
包括：康熙时期开始实行秘密奏报制度；雍正、乾隆时期确立和完善了官员上任前的引见制度、任官500里的回避制度；三年“大计”
、五年“京察”
的考核制度；言官可以风闻奏事的参奏制度等等。
这些政策和制度，都是促成清朝盛世的保障和有效经验。
但是乾隆四十年之后，清朝皇帝的读书功底虽然还在，却已经是盛极而衰，大清国力也开始日趋衰退。
进入守成期的嘉庆、道光和咸丰皇帝，都是纯粹的书斋书生，嘉庆皇帝、道光皇帝在书房读书都超过30年，读书范围也就是四书五经，其无论是知识的广博扎实程度，还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能力，都远不如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
他们虽然在其师傅的引导、教诲、帮助下做了皇帝，但师傅并没教会他们怎么当好皇帝。
上台以后，由于实践经验少，人也变得越来越保守。
最后的三位皇帝，都是幼年即位，同治皇帝是清帝中学习最差的一位，常托病逃学，有时上课没精神，或有时上课嬉闹。
其学习能力也较为一般，某些文章段落，甚至要背诵若干年才能记住。
光绪皇帝比较爱学习，但是在两宫垂帘的特殊环境下，埋没了他的天赋，控制了他的自由，成了死读书。
对皇子的学习制度，从乾隆中期开始，也逐渐趋于懈怠，表现在上书房课读制度松弛，皇帝本人缺少康熙持之以恒的自学精神，日讲没有严格坚持，甚至出现师傅旷职、皇子逃学的事情，这都是在清前、中期不可想象的事情。
到咸丰朝以后，皇帝都没有儿子，入上书房的只是皇亲国戚，虽然小王公也是天未明就入书房，但是天亮就放学回家。
光绪年间，京曹何刚德记述说：“近支王公子弟，令在上书房读书，余带引见，进内时，天皆未明，即见小王公纷纷下学。”
“儒者有三更灯火五更鸡之语，今则甫经上课，至五更鸡鸣，则已回家安歇矣。”
清朝中、后期皇帝这样的学习和功底，显然难以与前期的皇帝同日而语。
文化修养的低下，直接影响的是其执政能力和水平。
如康熙时期康熙皇帝每年都要到避暑山庄接见蒙古王公，乾隆皇帝共去过山庄40次；嘉庆皇帝去过8次；道光皇帝之后，去得越来越少；同治以后，一次没有再去，外八庙已失去了联系蒙古王公的功能。
又如，明朝太监乱政的教训尚在眼前，慈禧太后却晋封太监李莲英官级从二品，破坏了太监品级不许超过四品的规定。
而在这些事例中，最为明显的，是康熙皇帝和同治皇帝、光绪皇帝对台湾和琉球事件的不同处理态度。
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力排众议，大胆启用施琅，统一了台湾；又在一片反对声中，再从施琅意见，留台置县，开始了对台湾的有效管理。
而到了同治十一年（1872），日本以中国台湾“番民”
杀害了琉球难民为由，出兵台湾。
实际上，当时琉球是中国的藩属国，解决问题应该是中国和琉球间的事情，另外，中国当时兵力、国力都强于日本，并且在战争已经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清朝还向日本赔偿了50万元军费，从而开启了日本吞并琉球、侵略中国的野心。
再到光绪五年（1879），日本灭琉球置冲绳县之前，琉球政府几次派员到清朝请求保护，在美国调停下，提出了“两分琉球”
方案，即将南部八重山划归中国，北部划归日本。
但清朝政府既没能力保护琉球不被日本吞并，又孤陋寡闻，认为琉球南部是不毛之地，要了没价值，致使琉球问题不了了之。
清朝舍弃琉球南部八重山等地，不仅失去了重要的战略要地，也给钓鱼岛问题留下后患，更失去了尊严。
台湾则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战败后割让给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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