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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二年（1906），奕劻以云南片马民乱需要处理为由，说服慈禧将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远离权力中枢。
岑春煊称病拒不就任，停留上海，观望政局。
不久，袁世凯在朝政倾轧中失利，自请开去本职以外一应兼差。
岑春煊认为时机已到，不再称病，于次年三月二十一日，突然从汉口上京觐见慈禧，获授邮传部尚书，得以留京。
一时之间，岑春煊、瞿鸿禨声势大盛，隐约有独揽朝政之意，但很快遭到奕劻、袁世凯的陷害和打击。
他们暗中伪造岑春煊与梁启超等人的合影，称他企图为戊戌变法翻案。
形势自此急转直下，岑春煊于四月再度被外放为两广总督。
途经上海时，他重施故伎，称病不就职，不料慈禧旋即下旨将其开缺。
至此，党争以奕劻、袁世凯一党的彻底胜利而告终。
瞿鸿禨也没有逃脱类似的命运。
庆亲王奕劻辅政能力平平，且为人贪鄙，与儿子载振、大臣那桐卖官鬻爵，被时人讥为“庆那公司”
。
慈禧有开缺奕劻的想法，但因为他是近支宗室，对朝廷忠心，还牵涉错综的人事关系，慈禧一直举棋不定。
有一天，慈禧召见瞿鸿禨时，说：“庆王声名外间甚坏，你在军机处，宜多负责任。”
瞿鸿禨误以为庆亲王快要倒台，回家后竟把这件事说与了夫人。
他的夫人不甚谨慎，和朋友打牌时竟把这件事说了出去，结果传到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耳中。
此事登报后，慈禧勃然大怒，仔细回想她只跟瞿鸿禨提过这件事，于是认为瞿鸿禨就算不是勾结外人，至少也有口风不紧之嫌，难以担当军机大臣的重任，瞿鸿禨就此被革职。
在慈禧的政治跷跷板上玩得最得心应手的非“民屠”
袁世凯莫属。
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病死，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
袁世凯之所以被称为“民屠”
，是因为他手中掌握兵权，从小站练兵至山东剿拳，到天津搜杀拳民余遗，是清廷镇压义和团的一把“利刃”
，他杀人不计其数，手上沾满了民众的鲜血。
光绪二十九年（1903），荣禄去世，慈禧难过不已。
随后，庆亲王奕劻得到慈禧重用，一度被提拔为军机大臣，代替荣禄入职军机处，还被赐“铁帽子王”
。
奕劻被提拔的当天晚上，袁世凯派人登门道贺，并送上一张十万两的银票。
从这以后，袁世凯月孝年贡，雷打不动地按时送上大笔银两。
袁世凯之所以这么做，自然有自己的目的。
李鸿章去世后，他顶替李鸿章，成为北洋军的实权派人物，但他野心勃勃，一心想独掌军权，所以一直建议全国设立练兵处，这样就可以扩编北洋军。
他深知清廷一向忌惮汉人掌握军权，于是极力推荐奕劻担任练兵事务大臣，而奕劻也心领神会袁世凯慷慨送礼和推荐自己任职的真实目的。
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世凯的权力达到了顶峰，除直隶总督之外，还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并在保定创立北洋军政司（后改为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并将清王朝京畿的警卫权紧握在手。
此后，他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职，号称一人身兼八大臣，势力从军事扩大到政治、经济等方面，形成了“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向诸北洋”
的局面。
为了防止袁世凯的势力继续扩大，慈禧很快在朝廷中掀起压制袁世凯的浪潮。
袁世凯觉察到危险后，立即向慈禧示弱，提出辞去所有兼任职务，并将几个北洋分支部队移交给陆军部直接辖制。
至此，慈禧虽然打消了杀袁世凯的念头，但并没有放下戒心。
她想到一个计策，将袁世凯晋升为军机大臣，调到北京任用。
同时，她又把在湖广地区供职多年的“士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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