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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己的摧残。
许多不同的职业，——文人，剧作家，诗人，散文家，教授，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形成了无数的小阶级，而每个阶级又分化为许多小组，彼此深闭固拒。
相互的了解是谈不到的。
在法国，无论对什么事都不会全体一致；除非在“全体一致”
成为传染病的时候，——这种时间极其难得，而那“一致”
往往还是错误的：因为它是病态的。
法国无论哪一种活动都受个人主义控制，科学方面是这样，商业方面也是这样，商人们的不能团结不能联合，全是个人主义从中作梗。
这个人主义并没有蓬勃的生机，可是顽固，执着，处处退缩。
孤独自立，不有求于人，不与人往来，怕相形之下会感到自己的无能，也不愿意孤高自傲的安静受到扰乱：凡是创办“超然的”
杂志，“超然的”
剧场，“超然的”
团体的人，差不多心中全存着这种思想。
而创办那些杂志，剧场，团体的唯一的意义，往往只因为不愿意跟别人在一起，不肯为了一桩共同的行动或思想而团结；还有彼此的猜忌或党派间的仇视，使实际上最应当互相谅解的人互相提防。
即使彼此契重的人物为了同一事业而结合的时候，像奥里维和办《伊索伯》杂志的那些同志，他们之间似乎也永远存着戒心，绝对没有流露真情的兴致，那在德国是极常见而极容易使人厌恶的。
在这群青年中间，有一个[29]特别吸引克利斯朵夫，因为他有一股惊人的力量，是一个逻辑严密，意志强毅的作家，对道德观念抱着极大的热情，准备把整个世界连他自己一齐为这些观念牺牲；他为此创办了一份杂志，差不多是一个人编辑的。
他发誓要向法国和欧洲提出一个纯洁，自由，英勇的法兰西的观念；他深信将来必有一日，大家会承认他所写的可以成为法国思想史上最大胆的篇幅中的一页；——这一点他是想得不错的。
克利斯朵夫很愿意对他有更深的认识，和他来往。
可是没有办法。
虽然奥里维常常跟他接触，也只在有事的时候见面；他们绝对没有亲密的谈话，充其量不过交换一些抽象的思想，实际上也无所谓交换，而是两人在一块儿自言自语，因为各人都把思想藏在肚里。
而这还是彼此契重的战斗同志呢。
这种矜持有许多原因，连他们自己都不容易分辨。
先是过度的批评精神使他们把各人精神上的不同点看得太明白了，过度的理智又把这些不同点看得太重；其次，他们缺少强烈而天真的同情心，就是说缺少强烈的爱。
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例如事业的重负，生活的艰难，思想的骚乱，使一个人到了晚上再没精力跟人做些友善的谈话。
最后还有法国人不敢承认而老在胸中作梗的那个可怕的心理，以为大家不是同种同族，而是在不同的时代住到法国土地上来的不同的种族，尽管彼此有了关系，却很少共同的思想，——这一点，为了大家的利益原来就不应该常常想到。
而最重要的阻碍是太醉心于自由，对它抱着如醉若狂的危险的热情：一个人尝到了自由的滋味，简直会牺牲一切。
这种自由的孤独，因为是用多少年的艰苦换来的，所以特别宝贵。
优秀人物孤独自处，免得受制于俗人。
宗教的或政治的团体威逼你，种种压迫个人的重负加在你身上：家庭，舆论，国家，帮会，党派，学派；孤独便是对这些压迫的反动。
倘若一个囚徒要越过二十道高墙才能逃出牢笼，那么，非身强力壮的人绝不能毫无损伤的达到目的。
对于一颗自由的意志，这的确是艰苦的考验。
但是从这儿经历过来的，就会终身留下苦斗的痕迹和独立不羁的癖性，永远不能跟旁人融和的了。
除了高傲的孤独，还有一种是隐忍退让促成的孤独。
法国多少老实人都把他们的慈悲、勇敢和真挚的感情埋藏在心里。
数不清的有理没理的理由使他们不愿意行动。
在某些人是为了服从，为了胆怯，为了习惯性；在另一些人是为了怕舆论，怕闹笑话，怕抛头露面，怕人家把他们毫无作用的行为说是有作用的。
这一个不参加政治的与社会的斗争，那一个不参加慈善事业，因为他们看到做事不认真或没有头脑的人太多了，也因为怕别人把他们看作跟走江湖的与糊涂虫没有分别。
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感觉厌恶，困倦，怕行动，怕痛苦，怕丑恶，怕闹笑话，怕出乱子，怕负责任；还有那“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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