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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狗就比狼的大脑要小。
研究者相信驯化和较小的大脑的联系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驯化选择那些不那么有攻击性的个体。
饲养者更喜欢友好且容易相处的个体，而且，结果看起来，合作性正是与年轻大脑相关的不成熟的特性。
野生物种的攻击性会随着成年的到来而显现。
因此，通过选择友好的个体，饲养者不经意间选择了那些成年时仍具有不成熟、较小大脑的个体。
当把这一点投射在人类大脑的大小上时，论证是这样的，随着人口密度增加，人们与彼此和睦相处变得更加重要。
明显的攻击性危害了较大群体的稳定性，因此最好斗的个体往往通过处决的方式，被系统性地剔除了。
实际上，人类物种驯化了自身，其结果是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小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变得更笨了。
至于克拉布特里的“脆弱的智力”
的论点，他的遗传学同事严厉地批驳了它。
驳论的基本主题是：否认人类社会向农业的转变放松了对智力施加的选择压力。
都柏林圣三一大学的凯文·米切尔（KevinMitchell）提出：更高的智力与更低的死亡风险相关，这些死亡的原因很广泛，包括心血管疾病、自杀、他杀和事故。
因此，更聪明的个体会继续享有繁育后代方面更大的成功。
而且，现代社会复杂的社会互动可能在智力上施加了更高的选择压力，因为它成了一般性健康的一个标志。
马克斯·普朗克分子细胞生物学和遗传学研究所的一群研究者认同这些批评，并补充道智力并非像克拉布特里担忧的那样，是一种脆弱的特性。
事实上，从基因上来说，它似乎还很强健—理由在于，与智力相关的数量庞大的基因，并非仅为这一特性服务。
相反，它们中的许多还与其他关键功能相关，如细胞分裂和葡萄糖转运。
强大的选择压力继续维持着它们的存在。
在科学对蠢蛋理论的反感背后，还潜伏着一个很大的原因。
许多人害怕这会引起令人不安的“优生学”
的幽灵现世—优生学认为科学或者政治机构应当决定谁能生育，以确保只有“最好的”
人选才能将他们的基因传递下去。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有一段时间里，许多一流的科学家都是优生学的支持者。
这是科学历史上一段黑暗的时间，没人想重温这回事。
对克拉布特里而言，他坚称自己绝不是优生学的支持者。
他提出我们脆弱的智力这一问题，不是为了证明需要开展社会变革，而仅仅是出于学术上的好奇。
事实上，他指出以我们现有的知识，如果的确存在这一问题，那么我们是没有什么明显可以采取的措施的，只能接受这种情况。
真的如此吗？我们或许已经在做什么以改变这种趋势了。
在我们物种的整个历史上，对人类头颅大小，因而也是对大脑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在于女性的骨盆大小。
头非常大的婴儿往往在生产过程中无法通过母亲的骨盆。
在过去，这意味着大头的婴儿在生产过程中往往会死去，但是现在，得益于医生能够安全地进行剖腹产手术的能力，他们不再面临这样的危险了。
我们已经去除了古代对头部大小的限制，研究者怀疑这已经对我们的演化起到了作用。
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人类平均头颅大小有了明显的增长。
这意味着，如果人类头颅现在可以想长多大就长多大，更大的大脑可能就会随后跟上。
纯粹凭借运气，我们可能已经拯救自己避免成为蠢蛋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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