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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使他们确信的也恰恰是这种问题的复杂性，这有点像拼图游戏的解决。
糊在一块薄板上的彩色图片刚好能放进一个木框中，它被分成大量极不规则的奇形怪状。
如果一个人能成功地把这些令人迷惑、上面贴着难以辨认的图画的碎片排列起来，这时这幅画就获得了一种意义，它的设计中不再有任何缺口。
所有这些碎片恰好嵌满框框。
——如果这些情况都得以满足，那时一个人就知道他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这是唯一的答案。
在分析工作尚未彻底完成时，这种类比对于患者当然没有意义。
在这一点上使我回想起曾与病人进行的一场讨论，他那不寻常的含糊状态在他强烈的偏执性怀疑中得到表达。
关于我对他的梦的解释，他并无异议，并对我提出的假说与他梦的解释是如此一致而震惊。
但是他问，这些验证的梦是否可以同我说的不一致？我指出，他的梦为我提供了一定数量我不曾怀疑的细节，但除此之外，他在分析中的行为表现并不是以依赖为特征的。
接着，他转向另一个理论，问他把需要治疗的自恋（narcissistic）愿望是否没有减少他的这种梦，因为，如果他接受我的建构，我就能给他一个可以治愈的希望。
我只能说，关于梦的形成，我还未见过这种机制，但是通过另一道路获得了确定。
他回忆起一些分析之前做的梦，那时他对分析确实还一无所知。
对这些梦的分析，是没有暗示嫌疑的，但却获得了与后者相同的解释。
确实，早期的梦没有那些发生在治疗过程中的梦那么清晰，在这种思想中他的矛盾的强迫症又一次找到出路，但是我对它们之间的类似感到很满意。
一般来说，我们应记住一个事实，即在精神分析产生之前，人们就有做梦的习惯。
八
很可能，发生于精神分析过程的梦与非精神分析条件下做的梦相比，能在更大程度上揭示被压抑的材料。
但是这无从证明，因为这两种情况是不可比较的，在分析中梦的运用是一些远离其最初目标的东西。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在分析中被压抑的东西提示出来，用梦要比其他方法更有效。
为了说明这一点，必须有一些潜意识的动机力量，它们在睡眠状态下比其他时间更有利于达到分析的目的。
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患者对分析者的依赖，它来自于他的父母情结；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称之为移情的积极方面。
事实上，在许多能回忆起被遗忘被压抑的东西的梦中，很难再找出可以归为梦的形成的动机力量的其他潜意识欲望。
因此，如果有人坚持说在分析中有用的梦大多是回报梦（obligingdreams），而且来自于分析者的暗示，从分析理论的观点看并无异议。
对那种情况而言，我只想就我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8讲）中所说过的做一点补充。
当时我讨论了移情和暗示之间的关系，并表明了我们结论的可信性是怎样受到我们感觉中对暗示操作的认识的影响。
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标准版，第18卷，第18页以下］中，我讨论了关于幼年早期性发展阶段的痛苦经验如何成功地通向某种再现过程中的经济问题。
我不得不把一种以“强迫性重复”
形式出现的异常强烈的上升驱力归于这些经验——这种力量可以克服依快乐原则而施于其上的压抑——虽然不用等“治疗工作在半路上遇到它才能减轻压抑”
。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正是积极的移情助长了强迫性重复。
因此就在治疗与强迫性重复问建立了联盟，这种联盟首先是反抗快乐原则，但其最终目标是确立现实原则的支配作用。
正如在我所提到的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常常是在这种联盟之下，强迫性重复放弃了它的责任，不满足于梦的图画形成中的压抑的回归。
九
就我目前所知，对梦指向愿望实现这一规则而言，发生在创伤性神经症中的梦才是唯一真正的例外，［同上，第8卷，第32页以下］而惩罚梦则仅仅是表面上的例外［同上，第5卷，第557页以下］。
在后一类梦中，我们碰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任何属于潜隐梦念的材料均未被带入显梦之中。
相反，显梦却出现了许多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可能被看成是对梦念的反向形成，是对梦念的排斥和彻底对立。
这种对梦的冒犯性行为只能被看成是自我的批评性力量，因而我们必须假定，即使在睡眠状态下，由于受到潜意识愿望满足的激活，自我的批判力量亦能暂时地重新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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