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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哀痛一方面对潜藏的敌意愈益厌烦，另一方面又不能容忍它引起任何满足感。
因此，人们必然要以投射和设立仪制的方式，来压制这种潜意识的敌意。
这种仪制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害怕魔鬼惩罚的心理。
在哀悼结束时，冲突已不再那么激烈。
因此，施于死者的那些塔布可以渐渐降低其严厉性，或者干脆湮没无闻了。
四
在对极富启发意义的施于死者的塔布的基础做了如此一番解释后，我们绝不可错过这么一个做进一步说明的机会，这或许有助于提高我们对塔布的一般理解。
在施于死者的塔布中，对恶魔的那种潜在敌意的投射不过只是形成原始心理的众多过程中最具影响的过程。
在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中，投射完全是为了应付情感冲突；在导致神经症的众多的心理情境（psychicalsituations）中，投射也被用于同一目的。
可是，投射并非为防御的目的而产生；在没有任何冲突的地方也可产生投射。
内部知觉的外向投射是一种原始的机制，例如，我们的感性知觉就从属于它。
因此，在判断我们周围世界的各种形态时，它通常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在环境的性质还不够明朗的情况下，对情感过程和思维过程的内部知觉可以按照感性知觉的相同方式，作外向投射；这样，它们就被用来建构外部世界，尽管从它们的本分而言，它们仍然是内部世界的一部分。
这或许与下述事实有着某种传承关系。
这就是注意的机能原初并非指向内部世界，而是指向由外部世界流入的各种刺激；而且，该机能只接受来自快乐感和痛苦感中的有关内心过程（en-dopsychicprocesses）的信息。
只有当表达抽象思想的语言发展了，也就是说，只有当言语表述的感觉残余（thesensoryresiduesofverbalpresentations）与内部过程相连时，后者才能够逐渐地被察觉到。
在这种知觉形成之前，原始人通过将内部知觉做外向投射，早已形成一幅外部世界图像。
现在，我们必须凭借自己强化了的意识知觉（sciousper），再将这一图像转译成心理学［参见第74页注］。
将自己的邪恶冲动投射到恶魔身上，这仅仅是形成原始民族宇宙观（Weltansg）体系的一个部分，在下一篇论文中，我们将它作为“泛灵论”
加以讨论。
届时，我们要再次提及由神经症所形成的那些相似的体系，并以此来研究这一体系的心理特征。
现在，我只想说，这一切体系的原型正是我们所说的对梦的内容的“润饰作用”
（sedaryrevision）[62]。
我们切不可忘，在这些体系的形成之中或之后，可由意识判断的每一心理事件都有两组原因——其一属于体系本身，其二虽然实在但却是潜意识的。
[63]
冯特（1906，第129页）指出“在世界各地神话传说的神怪活动中，绝大部分都是邪恶的，所以人们普遍认为，邪恶魔鬼显然要比善良精灵历史久远。”
一切神怪观念都极有可能来自生者对死者的重要关系。
这一关系所传承的矛盾症在人类发展的后继过程中显现了出来，它使得两种同根同源却截然相反的心理结构得以产生，这就是对魔鬼和幽灵的恐惧以及对祖先的崇敬[64]。
人们总是认为，魔鬼就是新近去世者的灵魂（spirits）。
这再好不过地表明，哀悼确实对魔鬼信念的产生有着一定的影响。
哀悼要完成一项特别的心理任务，即将活人的种种记忆和期望与死者隔离开来。
如果这个目的达到了，痛苦会越来越小，懊悔、自责以及对魔鬼的恐惧也将随之减少。
因此，依旧是那些灵魂，尽管一开始被当作魔鬼而使人惧怕，现在却有可能受到更加友善的待遇；
他们被尊为祖先，人们祈求着他们的保佑。
假如我们对活人与死人之间变化着的关系做一历史追溯，那么，非常明显的是，矛盾症一直在令人惊奇地减少。
现在要压制针对死者的潜意识敌意已成举手之劳（尽管它的存在仍是有迹可循的），无须耗费特别的心理能量（psyergy）。
在早先满足的仇恨与痛苦的柔情彼此争斗的地方，我们现在却可看到以虔敬为外形的一种伤口，已经结痂，它在宣称“对故去者只可言善”
。
只有神经症患者对故去亲人的哀悼，仍受着强迫性自我责备的困扰——个中秘密已由精神分析掌握所揭示，即古老的情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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