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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以及“魔鬼”
一样，“迷信”
也是那种临时性的心理学概念，往往不堪精神分析学研究的一击。
这些构造犹如屏蔽物，是为排拒正确理解而设立的。
一旦深入到它们背后，我们就可以意识到，未开化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水准至今未得到应有的认识。
如果我们将本能的压抑（instinctualrepression）视为对已经达到的文明水准的度量，我们必将承认即使在泛灵论体系的笼罩下进步和发展照样产生，只是由于它们是以迷信作为动因，因而受到人们不公正的蔑视。
据说原始部落的士兵在出征前要严格地节欲净身。
这被解释为：士兵这么做的动因是“唯恐敌人会得到他们本人的弃物，并因此能够凭借法术来毁灭他们”
（弗雷泽，1911b，第157页）；因此，人们又是用同样的具有迷信色彩的动因来解释他们的节欲行为。
但不管怎样，他们做出了一个出于本能的自我否定却是事实；我们可以设想，原始部落的战士之所以将这些限制作为措施来服从，是因为他即将完全放任自己去满足充满残忍和敌意的冲动，而这些冲动对他来说通常是忌讳的。
如果这样设想的话，我们可以对这一情况有更好的理解。
同样，对那些重任在肩的人所受到的无数性限制，也会有更好的理解（同上，第200页以下）。
虽然我们提出的这些禁忌的根据可能属于法术的范畴，但是放弃某些本能的满足以获取更大的力量这一根本观念是明白无误的；除了基于法术的解释以外，禁忌在卫生方面的动因也是不容忽视的。
当一个原始部落中的男人外出狩猎、捕鱼、打仗抑或采集珍贵植物时，留守家中的妻子必须服从许多难以忍受的限制。
在他们看来，这些限制会对远行的成功产生积极的影响。
然而，无须深究即可发现，这一遥距作用的因素不过是远行在外的男人对家乡的思念。
同时还可发现，在这一切表面的背后，有着一个正确的心理学认识。
这就是，只有当这些男人对留守家中缺乏保护的女人感到彻底放心时，他们才会尽心竭力。
有时他们并非出于法术的动因而径直宣称，妻子在婚姻中的不贞可使远行在外、履行重任的丈夫无功而归。
在原始部落中，月经期间的妇女所要服从的不胜枚举的塔布戒律，据说就应归因于具有迷信色彩的对血的恐惧感，而这毫无疑问也确实是这些戒律的一个决定因素。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对血的恐惧也可以达到美学和卫生的目的，忽视这一可能性将铸成大错，因为这两个目的在任何场合都必须以法术动因来遮掩。
并不是我心存臆念，在提出这些尝试性解释的同时，我肯定也将自己置于他人的指责之下。
人们会指责我赋予现代原始民族的心理活动以完全不可能的敏感性。
然而，我认为下述情况完全是可能的。
这就是，我们对依旧处在泛灵论阶段那些民族的心理所抱有的态度，完全和我们对待儿童心理生活的态度一样，作为成年人的我们无从去了解。
因此，他们心理生活之充实以及感觉之细腻被我们大大地低估了。
另有一组至今未知其因的塔布禁制也值得一提，这是因为它们见容于一种为精神分析学家所熟悉的解释。
许多未开化的民族都有一种不准在家里存放锐利武器或砍伐工具的禁忌。
弗雷泽（1911b，第238页）曾摘录过一则德国迷信。
大意是，不可将刀刃朝上放置，以免上帝和天使受到伤害。
鉴于在做出可能的“症状动作”
（symptomaticacts）的过程中，锐利武器有可能被潜意识的邪恶冲动所利用，难道我们不可以将这一塔布视为防范着这些“症状动作”
的预警？[103]
第四篇图腾崇拜在童年时代的再现
纵然精神分析学首次揭开心理动作和结构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更深层的制约[104]，然而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担心它因此会从一个单一的角度来对任何像宗教那样极端复杂的事物，做穷本溯源式的探讨。
假如精神分析学被迫——并且，确实为其任务所限——一味着重于某一特定根源，那也并非意味着这一根源是唯一的，也不意味着在众多有效因素中，它就能独占鳌头。
只有当我们综合了不同研究领域的成果之后，才有可能对本文要讨论的机制在宗教起源中所发挥的作用到底有何重要意义，形成一定的认识。
这一工作已超越了精神分析学家的方法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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