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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意义是相同的，即通过同餐共饮而得以圣洁。
罪恶感仍旧存在，唯有全体参与者精诚团结方可减缓。
只有族神是新的，献祭就是在他面前（想象中的）进行的，他也加入到图腾餐中犹如氏族一员，享用图腾餐的人们因此实现了与他的认同。
在一个原本极为陌生的环境中，这位族神何以享有如此殊荣呢？
答案也许是，就在这同时上帝的观念形成了（尽管来源不详），并控制了全部的宗教生活；答案也许还是，图腾餐和所有其他能够得到延续的东西一样，必须找到一个与新体系的接触点。
然而，人类个体的精神分析研究反复向我们强调，他们每一个人的神都是依据自己父亲的形象构成的；他与神的个人关系取决于他与自己的肉身父亲的关系；并随这一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说到底，上帝不过是一位拔高了的父亲而已。
正如在关于图腾崇拜的讨论中一样，精神分析学要求我们相信那些信徒，他们称上帝为父就像称图腾为部落祖先一样。
假如精神分析学还值得考虑的话，那么，上帝观念中的父亲元素一定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我们并不排斥上帝观念的其他来源和意义，只是精神分析学对它们派不上用场）。
但是，那样的话，在原始献祭的情景中父亲有两次体现的机会：一次是作为上帝，另一次是作为图腾动物牺牲。
而且即使精神分析学的这有限的几个解释不无道理的话，人们必然还会问这是否可能呢？到底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知道，神与神圣动物（图腾或献祭的牺牲）之间有着多重复杂的关系。
（1）每一个神通常有一种动物（而且经常还有几种动物）作为专享物。
（2）至于某些特别神圣的牺牲（“神秘的”
牺牲），牺牲品绝对是神专享的动物（史密斯，1894，第290页）。
（3）在图腾崇拜时代以后的很长时间内，神常常以动物之身受到崇拜（或者换个角度来看，动物被当作神受到崇拜）。
（4）在神话传说中，神常常摇身一变成了动物，而且常常变成他专享的那种动物。
因此，假设神本身就是图腾动物，是在宗教感情（religiousfeeling）的后期阶段由图腾动物发展而来，这似乎不无道理。
但是，考虑到图腾正是父亲的替代物，我们就不必再做更深入地探讨了。
因此，如果图腾是父亲替代者的第一种形式，那么神便是后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父亲又重获人形。
从构成各种形式的宗教根源（即对父亲的渴望）中派生如此一种新的臆造物完全是可能的，条件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在人与父亲或许还有人与动物的关系中已发生了一些根本变化。
我无法说明在这一发展过程的哪一点上可以找到适于那些伟大的母亲神的位置（她们也许往往要先于父亲神而出现）。
然而，似乎可以肯定，对父亲的态度的转变并不局限于宗教领域，而是连贯地延展到深受父亲被废黜的影响的人类生活的另一面——社会组织之上。
由于父亲神的引入，一个没有父亲的社会逐渐变成一个在父权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社会。
家族是对先前原始部落的恢复，它将父亲们先前的大部分权力又重新给了他们。
这下又有了父亲，但是兄弟氏族所取得的社会成就并未被抛弃；家族的新父亲们与部落的那位不受拘束的原父间的鸿沟仍旧那么宽广，保证了这一宗教渴求，即对父亲的尚未满足的渴望得以延续。
因此我们看到，在献祭的场景中，在族神面前父亲其实被体现了两次，一次作为神，另一次则作为图腾动物牺牲。
但是在我们企图理解这一情况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某些诠释是以一种二维的方式做出的，好像这只是一个寓言，完全忘却了它的历史分段。
父亲的这种双重相貌与这一场景在时间上连续的两个意义是吻合的。
在这里，对待父亲的矛盾态度以及儿子的爱的情感终于战胜恨的情感，都得到了立体的表现。
父亲被战胜（即他大败）的场景成了他的最大胜利的象征物。
献祭中毫无例外随处可见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以相同的动作（以此纪念弑父行为）向父亲偿还了当初向他所施的暴行。
然而，假设在父权恢复期间，父亲情结固有的敌视冲动可完全消除，那就错了。
恰恰相反，神和君王这两个新的父亲代替者的最初阶段的统治显示了仍然为宗教特征的矛盾情感的那些最富有活力的迹象。
在其大作《金枝》中，弗雷泽（1911a，第2卷，第18章）提出这样的观点，拉丁（Latin）部落中最早的那些君王都是外族人，他们扮演了神的角色，并在某一喜庆之日被隆重地处死。
每年一度的神的献祭（或自我牺牲）历来是闪米特宗教中最根本的特质。
在人迹所至的绝大部分地区所举行的人祭仪式使人明白无疑地看到，牺牲品是作为神的代表而送命的；这些献祭礼仪也可以从近代人们用无生气的画像和偶像来取代活生生的人的做法中找到根源。
这种神人合一的神祭（遗憾的是，我不能够像讨论动物献祭那样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使我们能够对献祭的更古老形式的内在意义有进一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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