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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霍尔（G.StanleyHall）邀请荣格和我去美国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进行一周时间的讲学（用德语），时值该校成立二十周年校庆。
霍尔是那里的校长。
他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而公正地受到大家的尊敬。
几年前他便把精神分析引入那所大学的课程之中。
他有一点儿“竞选人后台老板”
的风度，乐于做那种树立起一些权威、然后再将他们罢免的事情。
我们还在那里见到了哈佛大学的神经病学家詹姆斯·普特南（JamesJ.Putnam）。
他不顾年高，热心地支持精神分析，把他当时普遍受到人们尊敬的全部的人格力量，投入到保护精神分析的文化价值及其目的的纯洁性之中。
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由于反对强迫性神经症的先天素质说，所以，他是个受伦理偏见支配的人。
在他身上唯一使人感到不安的事情是，他倾向于把精神分析与某种特殊的哲学体系联系起来，并使之成为替道德目的服务的工具。
[182]这一次美国之行给我留下永久印象的另一个事件，是与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的会见。
我永远忘不了当我们一起散步时发生的一幕小插曲：他突然停下来，把他携带的一个小包交给我，让我在前面先走，说他心绞痛又发作了，等这阵子发作一过去，他马上就会赶上来。
一年以后，他死于那种病。
我常常想，我如果面对死亡来临之际也能够象他那样毫无惧色，那该多好啊。
当时我年仅53岁，我觉得自己年轻而健康。
对那个新世界的短期访问在各个方面激发了我的自尊心。
在欧洲，我感到大家好像都看不起我；但在那里，我发现那些最优秀的人物对我是平等相待的。
当我走上伍斯特市的讲台发表《精神分析五讲》时，我好像实现了一些难以置信的白日梦：精神分析不再是一种妄想的产物，它已成为现实的一个宝贵的部分。
自从我们访问之后，精神分析在美国一直未曾失去市场，尤其在一般群众中间特别流行，并且一些官方的精神病医生承认它是医学训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遗憾的是，它由于被淡化而大受损害。
更有甚者，许多与它无关的滥用也打着它的旗号作幌子，并且在理论上或技术上都几乎没有任何彻底的训练机会。
在美国，它还同行为主义发生了冲突。
行为主义是一种幼稚至极的理论，竟然夸口说，它认为全部心理学问题根本不值一谈。
在欧洲，1911年至1913年期间，精神分析中发生了两起分裂主义运动，领导者是以前在这门年轻的科学中起相当重要作用的阿德勒和荣格。
这两起运动似乎威胁相当大，并且很快就得到大批人的响应。
但是他们的力量并不在于他们自已的理论内容，而在于他们所提出的这样一种**：他们要去掉精神分析的那些被认为是讨厌的研究成果，即使当时人们已不再反对精神分析的实际材料。
荣格企图给那些分析事实作出一种抽象的、非个人的和非历史特征的新解释，试图以此来避开认识幼儿性欲和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意义以及认识对儿童的任何分析的必要性。
阿德勒好像背离精神分析更远，他完全否定性欲的重要性，把性格和神经症的形成单单追溯到人的权力欲望和对于身体缺陷的自卑感的补偿需要上去，而把所有精神分析的心理学发现置于不顾。
但是，他所反对的东西，却在其他名称的掩盖下，又强行闯入他那个封闭体系之中。
他的“男性抗议”
（maseprotest）只不过是被不合理地赋予性别特征后所引起的压抑罢了。
这两个叛逆者所受到的批评是比较轻微的，我只是坚持阿德勒和荣格应停止把他们的理论称作“精神分析”
。
事隔十年之后，现在可以断言，这两次反对精神分析的企图已经烟消云散，没有造成任何危害。
如果一个共同体的基础在于对一些基本观点的一致看法，那么很明显，那些抛弃这一共同基础的人，就不应继续属于这个团体。
然而，我从前的学生的退出，常常被人们提出，作为我心胸狭窄的一个标志来指责我，或者被人们看作笼罩在我头上的某种特殊命运的证据。
对这种指责，我只需指出下面这一事实便足以作为我的答复：与那些离我而去的荣格、阿德勒、斯泰克尔以及其他一些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一大批人如阿伯拉罕（Abraham）、艾丁根（Eitingon）、弗伦茨、兰克（Rank）、琼斯（Jones）、布里尔（Brill）、萨克斯（Sachs）、普费斯特（Pfister）、冯·艾姆登（VanEmden）、赖克（Reik）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忠诚地与我合作，与我一起工作达十五年之久，绝大多数与我的友谊从未中断过。
我刚才提到的只是那些最早跟随我的学生，他们已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精神分析的文献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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