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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在这里漏掉了其他人，这并不是说我认为他们不重要，实际上在那些年轻的、新近加入精神分析协会的成员中，肯定会发现一批极有希望的天才。
然而我认为我可以为自己辩解几句：一个心胸狭窄、在一种相信自己一贯正确的自负心理支配下的人，绝不可能同这样一大批智力卓绝的人保持如此牢固的关系，尤其如果他是一个象我这样几乎没有一点实际吸引力的人的话。
世界大战摧毁了那么多其他组织，然而对我们这一“国际组织”
毫无损伤。
战后的第一次会议于1920年在中立地带海牙举行。
当看到荷兰人民如此热情地欢迎来自中欧国家的那些饥寒交迫的病人的情景时，我深受感动。
我相信，在一个被破坏了的世界里，英国人和德国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就科学问题进行友好的讨论，恐怕还是第一次。
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西欧其他国家，战争实际上激发了大家对于精神分析的兴趣。
对于战争神经症的观察，终于使医学界认识到了精神失调的心理发生之重要性。
我们的一些心理学概念，诸如“因病获益”
（gainfromillness）和“遁入疾病”
（flightintoillness），很快风行一时。
德国失败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于1918年在布达佩斯举行，中欧列强各协约国政府的官方代表都参加了会议，他们都同意成立一个治疗战争神经症的精神分析中心。
但是这一决定根本没有实现。
同样，我们的领导成员之一，安东·冯·弗洛英德（AntonvonFreund）博士所制定的在布达佩斯成立一个精神分析研究和治疗中心的综合计划，也由于不久之后所发生的那些政治动乱以及不可替代的发起人的过早去世而夭折。
后来，他们的一些愿望由马克斯·艾丁根付诸实现。
他于1920年在柏林成立了一个精神分析诊所。
布尔什维克统治匈牙利的那一短暂时期内，弗伦茨仍然能够作为精神分析的正宗代表，继续在布达佩斯大学成功地完成课程讲授任务。
战争结束后，我们的反对派高兴地宣布：事变产生了一个否定那些精神分析命题的结论性论点。
他们说，战争神经症证明，性欲因素对精神失调的病源学来说是不必要的。
但是他们的高兴轻浮而幼稚。
因为一方面，没有人能够对一例战争神经症进行一次彻底的分析，所以事实上关于其发病动因根本不可能作出什么断定，也不可能从这些未断定事实中得出什么结论；而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很早以前就得出了自恋（narcissism）和自恋性神经症（narcissistieurosis）的概念，在这种病症中，患者的力比多附着于他自己的自我（ego）之上，而不是附着于某个对象。
[183]因此，尽管在其他场合下，人们用毫无理由地扩展了性欲概念这一罪名来控告精神分析，然而一旦为了在论战中取胜，这一罪状就被他们忘记了，我们又一次被迫回到这个词的那一最狭隘意义上去。
如果将最初的宣泄阶段搁置一边，那么在我看来，精神分析的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我孤军奋战，不得不独自进行所有一切工作的阶段，约从1895至1896年到1906年或1907年之间。
第二阶段，则从上阶段末直到今天，我的学生和合作者的贡献变得越来越重要的阶段，以致今天，如果有一种严重的疾病向我警告我的末日将临时，我能够非常平静地想象自己的工作终止的那一时刻。
[184]而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可能在这一自传中对精神分析第二阶段的进展象对它的第一个逐渐上升阶段的论述那样充分展开，第一阶段只是涉及了我自己的单独活动。
我觉得在这里，我只能有理由提到那些我仍旧从中起主导作用的新发现，就是说，尤其是那些在自恋领域内、在本能理论中、在应用精神分析于精神病等方面的新发现。
我首先必须补充这一点：日益增长的经验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俄狄浦斯情结是神经症的症结所在。
它马上就成为幼儿**的**及其后来的所有发展发生的会合点。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精神分析就不可能再发现一种在神经症病源学中起特定作用的因素。
实际情况肯定是这样的——正如荣格早期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表述一样，那时他还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神经症没有什么仅仅属予自己独有的特殊内容，神经症患者只不过是在那些被正常人成功克服的同样障碍面前崩溃而已。
这一发现决不会使人感到失望，它与另一发现完全一致，即：精神分析所揭示出来的深蕴心理学，实际上就是正常人的心理学。
我们的途径同化学途径很相似：物质间的重大性质差异，可以被归结到同类元素发生化合时的数量比例上的变化。
在俄狄浦斯情结中，我们可以看到，力比多依附的是父母的意象。
但是在此之前还有一个阶段，其中并没有出现父母意像这样的对象。
从这一事实中便可以得出一种状态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力比多理论中十分重要），在这一状态中，患者的力比多充满了他自己的自我之中，并以之作为对象。
这一状态可被称为“自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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