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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我[189]没有给大家造成这种印象:我在自己工作的这一最后阶段,放弃了对病人的观察而沉溺于理论工作。
相反,我仍然一直同分析材料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从未停止过对具有临**或技术上的重要意义的细节进行研究。
甚至在停止观察时,我也谨慎地避免同狭义的哲学有任何牵连。
这种回避由于我自身条件也不允许去接触哲学。
我一直乐于接受费希纳(G.T.Feer)的思想,在许多重要观点上信奉这位思想家。
[190]精神分析与叔本华哲学思想有很大程度的偶合——他不仅宣称情绪的支配作用和性欲的极端重要性,甚至也意识到了压抑机制——不应该归结为是由于我熟悉他的学说。
读叔本华的著作在我一生中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
另一位哲学家尼采(F.zsche),他的一些猜测和直觉,常常惊人地与精神分析的艰苦研究的成果相符合。
正因为那一原因,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避免接触他的著作。
只要心绪不受干扰,我并不很关心优先权的问题。
神经症是精神分析的最早主题,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唯一的主题。
没有一个精神分析医生能够怀疑:把那些神经症从精神病学中区别出来,而将其归于器质性神经疾病中的医疗实践是错误的。
神经症理论属于精神病学,它是精神病学的必不可少的导言。
然而表面看来,对于精神病进行分析研究,由于缺乏治疗结果而很难行得通。
精神病人通常没有形成正移情(positivetransference)的能力,以致于精神分析技术的主要手段对他们不适用。
然而,还有一些研究方法有待于发现。
移情并非常常完全不出现,但它只能被应用到一定程度。
精神分析对于周期性抑郁症(cyclicaldepressions)、轻型偏执变态(lightparanoicmodifis)和局部精神分裂症(partialsias)已经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
在许多病例中,在诊断是否是精神神经症或早发性痴呆的时候,要犹豫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样做最起码对科学是有益的。
因为由这种病例所产生的一些治疗企图,在被迫中断之前已经导致了一些有价值的发现。
但是在这方面的主要考虑是:在神经症中,那么多需要费力地从那一深层引出来的东西,却在表面上从精神病中发现了,人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因此,能证明精神分析的许多论断的最好的患者,都是由精神病诊所提供的。
这样一来,用不了多久,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精神分析将找到通向精神病观察目标的途径。
我在很早的时候(1896)便能够证实,类偏狂型痴呆(paraia)患者同神经症患者具有同样的病源学因素及同样的情绪情结。
[191]荣格(1907)曾经对痴呆患者的一些最令人迷惑不解的定型进行了解释,他把这些定型与患者的生活史联系了起来。
布洛伊勒(1906)证明了,在各种各样的精神病机制中,存在着相似于精神分析在神经症中所发现的那种东西。
从那时起,精神分析医生们从未放松过努力,以期对精神病有所了解。
尤其是自从有可能用自恋概念进行工作以来,他们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设法透过那一屏障而有所发现。
无疑,绝大部分发现由阿伯拉罕在他对抑郁症的解释中获得。
确实,在这一领域内,我们的全部知识还没有被转换为一种治疗的力量,但是这种纯理论性的收获不应被轻视。
我们愿意等待它的实际应用的到来。
从长远来看,甚至精神病医生也难以抵制他们自己的临床材料的说服力量。
现在,德国的精神病学正在经历一种精神分析学观点的“和平渗透”
,尽管他们继续宣称:他们绝不会成为精神分析医生,他们不属于这种“正统的”
学派,或不能同意这种理论的一些夸张,尤其是他们不相信性欲因素的支配作用。
然而,大多数年轻的工作者还是接过了精神分析理论中这样或那样的观点,并以他们自己的风格将其应用到材料中去。
所有迹象都表明,大家正在朝着越来越近似的同一方向向前发展。
现在,我从远处来观察随着精神分析介绍到一直很难对付的法国后所发生的那些症状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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