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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在这个病人身上提出来，因为它也仅仅是刚刚开始发展着。
然而，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嗅觉的主观感觉应假设为有一个特定的来源，是来自某些非常特殊的真正的对象。
这种预见很快得以实现。
当我问她什么样的嗅觉一直使其烦恼时，她答道：“一种烧焦的布丁味。”
因此我只需要假设烧焦的布丁味实际上在她的经历中发生过，而这起着一种创伤的作用。
无疑，把嗅觉选作创伤记忆的象征物是不同寻常的，但对这种选择的解释并不困难。
该病人患化脓性鼻炎后，结果她的注意特别集中在鼻和鼻的感觉上。
我所知道的这个病人的生活环境局限于她照看着两个没有母亲的儿童身上；他们的母亲在数年前死于一种急病。
因此，我决定把烧焦的布丁味作为分析的出发点。
我将可能在合适的情况下描述这个分析的过程。
事实上，本来应当是一次诊治的时候却分成几次进行。
因为病人只能在我的诊疗时间来，而我也只能对她花较短的时间。
再者，由于她的职责不允许她经常从很远的工厂到我这儿来，因此一次这种讨论常常需要拖延一个星期。
我们常常在短时间内中断谈话，下一次又从同样的话题继续下去。
当我对她尝试催眠术时，露西·R小姐并没有进入催眠状态。
因此我是在没有进行催眠，而实际上可能处于与平常稍稍不同的状态下对她做全面的分析。
我将对我的技术程序的这一方面做详细的阐述。
1889年，当我参观南锡的诊所时，我听到一位催眠术的老前辈李厄保医生说：“如果我们只是设法使每个病人处于梦游症状态，则催眠治疗会是最有效的治疗。”
在伯恩海姆的门诊中，似乎这一技术确实存在，也似乎有可能从伯恩海姆那儿学到这样的技术。
但当我试图对自己的病人实践这一技术时，我发现自己的能力至少有严重的局限性，如果我对一个病人三次试行催眠而不成功的话，我就没有诱导催眠的招式了。
在我的经验中，催眠成功的百分率远低于伯恩海姆所报道的。
因此，我所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放弃对大多数病例可能适合的宣泄方法，要么冒险尝试用这种方法而无催眠的梦游症，即催眠作用很轻，甚至是否存在尚有疑问。
我似乎并不在意非催眠状态所达到的催眠程度，催眠程度是根据提供的这个或那个量表测出来的，就我们所知，每一个病人通过暗示所采取的每一个不同的形式均有别于他人的形式，而木僵性昏厥、自动性运动等均不是我治疗的目的，也就是说我应当用在比较容易唤醒所遗忘的记忆的病人中。
再者，我不久便放弃了用各种测试来表明病人所达到的催眠程度，因为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这样做引起许多病人的抵抗，并动摇了他们对我的信任，而这恰恰是我实现更重要的心理治疗所需要的。
况且我很快厌烦起发号施令，诸如“你打算睡觉！
……睡觉吧！”
厌烦听到病人对我的抗议——经常发生在催眠程度很轻时。
病人抗议说：“但是，医生，我并不困啊。”
也厌烦其后对病人所做的高度规劝性的解释：“我不是指正常的睡觉，我指的是催眠，正如你见到的，你在被催眠，你不能睁开你的眼睛”
“总之，你无需进入睡眠”
等等。
我确信其他许多做心理治疗的医生比起我来能够用更多的技术克服困难。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可能采用一些非我所用的程序。
然而，对我来说，如果某人能估计在使用一个特殊的词汇而使自己经常处于一种窘迫的情景的话，则他避免这词汇和困境将是明智的。
因此，当我的第一次尝试既没有导致催眠梦游症，也没有因一定程度的催眠而发生明显的生理改变时，我显然就放弃催眠术，而只是要求病人“集中”
。
我让病人躺下，有意闭起眼睛，作为达到“集中”
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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