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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壮兵招来以后，要单独分成多个小团体专门训练，不要和官军混杂在一起，一旦混杂其战斗力又要大打折扣了。
官军习性，一有警报就彼此相推，一有一点小功劳大家都去争抢。
部队构成，雷海宗先生以为，欲振兴武德，必实行征兵制，征召良民当兵，尤其是一般所谓的士大夫都人人知兵，人人当兵，方可使中国臻于自主之境（参见《中国的兵》）。
此说自然是不错，但兵要自立，须赖国家政体上轨道，使国民为公民，有其权利保障制度。
这时的兵源，应无谓良民、刁民，因为在一个专制社会，就算大量良民入伍，兵的问题看似解决，但剩下不少的刁民、惰民，必因天性、生存滋生事端，岂非社会之祸？
这个问题，笔者较服膺吕思勉先生的论断，他说，募兵之制，虽有其劣点，然在经济上及政治上，亦自有相当的价值。
天下奸悍无赖之徒，必须有以销纳之，最好能惩治之，感化之，使改变性质。
只有在营伍之中，约束森严，或可行之。
他们性行虽然不良，然若能束之以纪律，则其战斗力，不会较有身家的良民为差，或且较胜之（参见《中国文化史?兵制》）。
此说实有灼见，近年美国电影，表现越战，及非洲平乱，多有叙写囚徒、服刑者、犯禁者、有案在身者、性情桀骜不驯者，搏命突击，其锋锐不可当。
此类人物往往“能打”
，使人刮目相看，可证吕先生观点之明睿。
自然，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统率此类人物，必待心胸博大、手腕超卓之将领，能从心理上使之折服，此事又属可遇不求。
蒋纬国、辛弃疾正是这样不可多得的军中帅才。
辛弃疾指出了中国部队的致命弱点，显然他力主编练特种部队，他从根本上重视士兵的来源和构成，其着眼点在成分纯洁决定其战斗力。
辛弃疾也极为重视谍报和情报的意义，他又对写奏对的程先生说，情报间谍是部队的耳目，胜负的关键和国家的安危都与它有关。
他拿出一块锦缎方巾给程先生看，上面都是敌人的兵马数量、驻扎的地方，还有大小将帅姓名，这些情报的来源费了4000贯钱。
他自己解释说，派遣间谍必须有参考和旁证，即不能是孤例，这样的情报才可能真确而非欺诈。
显然他考虑周详，注重情报的质量，讲究单线、复线的真实性。
南宋当局曾经优柔寡断勉强出师和金人作战，结果是一败不可收拾。
这位程先生说，在大战的两年多前，辛弃疾就贡献了他种种战略战术，可是没有真正加以运用，结果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当时招兵买马也毫无策略可言，正规军和民兵混杂不分，结果在败退中还互相砍杀。
另外负责警备点燃狼烟的士兵，一听到警报丢下工具就跑，导致部队仓皇迎战。
辛弃疾所担心而要从根底上改变的军事颓势，其实到了近现代，还有一次触目惊心的重演。
那是刘文辉的军参谋长巴人先生所回忆，时在1934年，西康又发生一次内战，那是西康土人先向刘文辉发起进攻。
主战场是在甘孜一带。
“不要小看那些西康土人不懂战术，他们起初的来势很凶，一开始就用人海战术，成千上万的骑兵，继续不断地向余如海旅长所部进攻，余旅仅有四千之众，人数上已经处于劣势，加以受到奇寒气候的影响，以徒步之师，迎击顽强的土人骑兵，只有招架，无法还手。”
（巴人《我随刘文辉在四川打内战记往》，1968年《春秋杂志》总第253期）随后余旅大部分退至道孚一带，增援赶到，才算稳住了阵脚。
赶紧改变战略，对土人骑兵采取夜间火攻的方法，对方于损折之下，面对火攻，已不能发挥作用。
辛弃疾事业起步虽为参谋、幕僚出身，但其胆气绝伦，文学、军事天才并重。
他的兵学思想的深度或不在戚继光之下。
南宋当局，若能倚为柱石，大势或当逆转。
辛弃疾文名盛极，其余皆为所掩。
实则他是不折不扣的军事思想家、战略家、行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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