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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就企业责任来说，社会责任第一，慈善事业第二。
西方国家对于那些从事慈善事业的企业经常会给予减免税收等政策，但是这是建立在企业首先完成自己社会责任的基础上的，并不是无视企业社会责任而只注重企业所搞的慈善事业。
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排行榜不能将慈善事业作为标准。
企业对于社会责任必须完成，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但是对于道义责任，也就是慈善事业，则要量力而行，不能为了慈善事业而危及到企业的正常经营。
如果那样的话，那就必然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完成，对社会发展是不利的。
企业为政府提供税收、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为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行为，可能比慈善事业更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因而企业应该在确保社会责任能有效完成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量力而行地从事于慈善事业。
企业千万不要为了慈善事业而影响自己履行社会责任。
当然，社会也不要迫使企业搞那些超越自身能力的慈善事业，而应让企业更好地完成自己的社会责任。
财富与社会财富是统一的，因为拥有财富为人们更好和更多地完成社会责任提供了物质基础，因而企业家应在拥有财富的同时，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
2002年，国家税务总局计划统计司首次公布了一份“中国（内地）私营企业纳税百强”
名单，名单中所列的企业年度实际纳税额是以国库的实际入库数为准，比较真实地反映出了企业为国家所做出的年度税收贡献。
这份名单真正体现了这些私营企业家对社会发展所做出的税收贡献，它成为这些企业家赢得社会的诚信度和美誉度的一个基本参考系，上榜的私营企业家们被人们誉为真正富国利民的英雄。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实践已经从各个方面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传统观念。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企业家也不都是为富不仁、唯利是图的“小人”
，他们在“索取”
财富的同时，拥有了更大的经济实力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更多的是向社会贡献。
比如企业的发展构成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最基础的单位，提供就业岗位吸纳劳动力就业，缴纳税收由财政部门统一进行资金使用的调度安排，另外，企业家还经常会对社会的一些公益事业进行捐赠，等等。
但是，目前我国偷税漏税之类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直以来并没有形成一个依法纳税的社会氛围。
因为偷税漏税的惩罚机制很不健全，而且惩罚力度过小，因而也就无法对企业家形成足够的威慑力。
企业家争相把能够逃税作为自己的本事，而没有把纳税作为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来对待。
根据相关部门统计，目前在我国所有省市中，个人所得税主要依靠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来支撑，而高收入的企业家们所缴纳的所得税与其收入水平却不成比例。
其实，依法纳税是企业家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而纳税的多少也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企业家是否成功，或是说是衡量其对于社会的贡献多少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内地）私营企业纳税百强”
的名单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们开始把财富排行榜和纳税排行榜结合起来进行对比，但是很多进入中国“福布斯”
富翁排行榜中的企业家却在“中国（内地）私营企业纳税百强”
名单中不见踪影，同时名列前茅的只有华为的老总任正非。
尽管企业家的纳税额与其收入不会完全一致，但是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家的财富与其纳税额的排名情况是不会有太大出入的。
朱镕基曾经说过，“最好的民营企业家就是交税的企业家！
不交税，我就不承认你是个民营企业家！”
除了税收以外，企业家的责任还体现在对于社会公益事业的支持上。
中国首个慈善富翁排行榜——2004年中国内地慈善企业家排行榜——也于近日出台，引起了国人的瞩目。
我身边有贵州省的朋友，一次聊天，他们提起这个中国慈善富翁排行榜，很是为神奇集团的张芝庭感到自豪，因为他们认为贵州很穷，但是张芝庭在慈善事业中的捐赠额在2003年的捐赠达到1.28亿元，在排行榜中位居第二，他们认为这是贵州的骄傲。
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改革进程当中，由于政府的经济实力非常有限，从而导致了很多公益事业亟待企业家的参与。
比如由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很多大学生无力完成学业，虽然目前银行已经开始提供助学贷款，但是辐射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学生却比较困难。
另外，中西部的发展也需要企业家的帮助，不只是资金上的，更重要的是技术上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中西部的发展需要国家政策上的重视和支持，同时也需要企业家们提供技术上和经验上的帮助。
企业家从事公益事业，给予需要帮助的人群以资助，同时这也是对自己的企业进行无形的广告宣传，有利于扩大企业的知名度，最终达到双赢的理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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