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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求学校和教师要“教会学生学习，教会学生生活，教会学生做人。”
学校就是要培养能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善于改造社会和征服自然的人才。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奉行自由主义的陶行知思想日趋激进。
（八）倡导民主教育时期（1944—1946）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劳苦大众，实行的是一条民主的革命路线。
陶行知指出“民主的洪流，浪头已经到来，没有力量可以抵抗它。
因此学习民主，帮助创造民主的新中国，已成为生活教育的新的历史任务。”
为此，他提出了“民主教育运动”
，并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主办《民主》周刊，主编《民主教育》杂志。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陶行知多次往访晤谈。
并于1945年1月在重庆创办了社会大学，学校的办学宗旨是陶行知提出的社会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
。
在社会大学任教的有吴玉章、郭沫若、翦伯赞、邓初民、张友渔、王昆仑、马寅初、许涤新、侯外庐、沙千里、孙起孟、聂绀弩、曹靖华、胡风、田汉、何其芳等人。
这种壮观的教师阵营在当时国内正规的文科大学中也是罕见的。
由于社会大学渐渐成为各界进步人士的一面旗帜，所以一直遭到国民党的蓄意破坏，1947年3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
陶行知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屡遭反动派的威胁和迫害，但他毫不畏惧、视死如归。
1945年12月1日昆明大中学生举行了反内战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镇压，造成“一二·一”
流血惨案，12月19日重庆各界人士举行“陪都公祭‘一二·一’死难烈士会”
，陶行知给夫人写了遗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毅然前往。
1946年4月18日陶行知到达上海，开始了他在上海最后的生命冲刺。
在这100天中，他作了100多次讲演，为推进和平民主运动日夜奔走呼号。
有一次在反内战要和平大会上作讲演，特务们上台抢走话筒，高喊反动口号。
他在特务们喊口号的间歇时间里，讲完了他要讲的话，坚持宣传真理。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民主斗士李公朴和闻一多在昆明遭到国民党暗杀，陶行知非常愤恨，激发他更加奋不顾身地投入民主运动。
陶行知已被国民党特务定在暗杀黑名单上第三名，朋友们为他担心，但他大义凛然地说：“我是黑榜探花”
、“我等着第三枪”
。
7月16日他给育才师生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说：“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之结束。
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
7月24日，他操劳了一天，整理诗稿数万字，工作至凌晨，由于过度劳累，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致脑出血于7月25日凌晨溘然长逝，享年仅55岁。
周恩来在给党中央的信中说：“陶行知是一直跟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1946年8月1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写了“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
的题词。
宋庆龄的题词是“万世师表”
。
1946年12月1日，全国53个人民团体将陶行知的遗体安葬在南京晓庄劳山之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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